房县，这颗镶嵌在鄂西北秦巴山脉与神农架环抱中的明珠，承载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记忆。从尧子丹朱的古老封国到尹吉甫的诗经故里，从帝王将相的流放地到鄂西北革命的红色摇篮，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深深镌刻着历史与地理交融的文明密码。
地名源流：封国与形胜的双重烙印
房县，古称“房陵”，其地名源流，交织着上古封国与地理形胜的双重印记。《竹书纪年》记载：“唐尧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战国《世本·姓氏》进一步明确：“房氏，本自尧子丹朱，舜封为房，子陵以父封为氏。”两则记载揭示出地名起源的核心线索，尧之子丹朱曾避居于房陵之地，舜帝欲让位而不成，遂将丹朱封于此，立房子国。其子“陵”继承封地，并以国为姓，由此诞生“房氏”。这不仅是中国姓氏的珍贵源流，更意味着早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房”已作为古老地理符号登上历史舞台。
“房”字本身，亦蕴含着双重意象。一说源自“防”，喻指抵御水患的关隘，故有“防渚”之称；一说则归于自然形貌，群山四合如城垣，中部平坝河谷似房舍厅堂，恰如“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有如房室”。清同治版《房县志》更倾向于地形说，亦未割舍与水患治理的关联，为地名渊源留下多元想象。
“房陵”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战国。秦设房陵县，隶汉中郡。明洪武十年（1377年），房州降格为县，“房县”之名由此确立。历经数千年沧桑，“房”之本源始终是其沉稳的地域标识。
历史沿革：政治与文化的演进缩影
房县的历史，如一条绵长而跌宕的文明长河，是鄂西北政治、文化与军事演进的缩影。西周以前，这里是彭、房等部落方国的生息之地。丹朱所建“房子国”，不仅是早期分封的印记，更流传着治水兴邦的传奇。春秋时称“防渚”，地处麇、庸交界，成为楚文化北传通道。战国末归楚，为抗御秦蜀的战略前哨。
秦设房陵县，开启两千余年郡县制篇章。两汉至魏晋，其地位持续攀升，东汉末置房陵郡，转属荆州；三国魏时与上庸合为新城郡，成为魏蜀交锋的战略要冲。北周时更名为光迁县，沿用至唐。隋唐至宋元，其文化与战略价值愈发彰显。唐复名房陵县，为房州治所，成为皇室宗亲、名臣显贵的流放地。宋升为保康军，隶京西南路，是控扼西南山区的重要支点。元为房州治，隶湖广中书省襄阳路。明清时期建制渐稳，明初降州为县，先后属襄阳府、郧阳府。民国时期，隶属虽有调整，但鄂西北枢纽地位不改。
1931年，贺龙率部在此建立鄂西北苏区；1946年，王树声部创建鄂西北军区，红色血脉深植大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属陕西两郧专区，1950年划归湖北郧阳专区，1970年南部区域划入神农架林区，1994年正式隶属十堰市，形成今日格局。数千年州郡更迭，房县如同一部不曾合卷的编年史，默默见证着从古老封国到一方县治的完整历程。
地理格局：秦巴山系的立体画卷
房县地处秦巴山脉东段南麓，是秦巴山区向江汉平原过渡的缓冲地带，也是连接山脉核心区与平原的天然节点。秦巴山脉东段的走向，直接造就了房县“西高东低、南陡北缓”的地形骨架。青峰断裂带如天然界笔，将全县划分为风格迥异的三大板块。北部山峦绵延，海拔多800至1000米，山背开阔、山顶垣状，河谷盆地星罗棋布，营造出宜居宜耕的平缓肌理；中部马栏河谷孕育出鄂西北最大山区盆地，70余平方公里的平坦腹地，成为人口与产业汇聚的核心区域；南部千米高山巍峨陡峻，与神农架原始林区浑然一体，构筑起天然生态屏障。县域最高点上龛乡关家垭海拔2486米，最低处大木厂镇姜家坡180米，逾2300米的海拔落差，雕琢出青峰大裂谷的雄奇、六里峡古河床的深邃、野人谷的险峻和野人洞的幽秘，其峰丛、溶蚀、温泉、隘谷、阶地等微地貌景观层出不穷，犹如大地之上的立体画廊。
纵横的水系是流淌的血脉，1261条大小河流蜿蜒交织，总长2612公里，汇聚成南河、北河、堵河、官山河四大水系，清澈流水不仅滋养着沿岸生灵，更把“千河之县”的灵秀刻进每寸土地。尤为神奇的是，盘峪河、西门河、沙沟河、鲍家河、马栏河五条河流在县城中心汇聚，形成“五龙捧圣”的独特水文景观，使中部平川区自古便被视为祥瑞之地。山水之间，蕴藏着深厚的生态底色，全县森林覆盖率85.6%，云杉、珙桐生长山间，麂鹿、猕猴穿梭林里，珍稀动植物在此和谐共生，构成完整而蓬勃的生命网络。诗经源森林公园、古南河湿地公园两个国家级公园，更彰显“秦巴生态宝库”的实力。
山水形胜孕育独特文脉，房县地名文化，深深根植于“山水相依”的自然禀赋。全县多个乡镇的名字，直接来自山川地理的馈赠。九道乡、万峪河乡勾勒出重峦叠嶂的磅礴肌理，青峰镇、五台乡则直接将一座青翠山影、一方高台地势刻进称谓，沙河乡、中坝乡借水韵清欢记录河流与河谷的天然轨迹，姚坪乡精准反映水乡合围山间平地的地理形貌，大木厂镇以“林木蓊郁”的生态盛景，留存着草木繁茂的鲜活记忆。而更细腻的地理密码藏在垭、岩、坡、沟、湾、滩之间，诉说着海拔的起伏、流水的温润与地理的轮廓。这些地名或起于山脊走向，或得于水脉纹理，或镌刻着万物生长的印记，它们不只是地名，更延续着房县与自然共生的数千年脉络。
历史遗存：多元文明的时光珠玉
作为秦巴山脉与江汉平原的交汇要冲，房县自古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沃土。遍布境内的历史遗存，如散落时光的珠玉，串联起从远古至近代的绵长文脉。
旧石器时代以卸甲坪遗址与獐落洞遗址为见证，出土的剑齿象、大熊猫等动物化石及数千件石器，为探寻鄂西北史前生态与人类活动提供了珍贵物证。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羊鼻岭、七里河、计家咀三大遗址熠熠生辉。羊鼻岭遗址如一部无字史书，仰韶的红陶花瓣纹、屈家岭的彩陶鼎杯、石家河的黑灰陶器，层层叠压出南北文明的碰撞融合；七里河遗址勾勒出汉江上游史前聚落的清晰轮廓；计家咀遗址则构建起五千年文明演进轨迹。
进入历史时期，汉代桃园汉墓群出土的青铜、玉器，印证了“房陵大县，户四万”的繁盛。唐代庐陵王城残砖简瓦，诉说着唐中宗李显的王朝跌宕。宝堂寺传颂尹吉甫与诗经的文脉，黄孝子祠以“扇枕温衾”的孝德故事，与明代文庙的梁架斗拱、老城墙的城郭残垣共同铸就“忠孝名邦”的精神底色。唐代观音洞与清代显圣殿记录了佛道二教的和谐共生，彭家祠堂与曹家大院，则是宗族血脉与耕读传统的实物见证。房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和中共鄂西北分区临时特委旧址，更承载着近代革命岁月的红色记忆。从史前化石到明清古建，房县的每一处遗迹都是文明的密码，在秦巴汉水间诉说着数千年多元交融的壮阔史诗。
文化基因：奔涌不息的文明血脉
多元文化的基因，不仅塑造了房县独特的精神内核，更深深镌刻于纵横交错的地名肌理。流放文化、诗经文化、野人文化等多种脉络在此交织，让一个个看似寻常的地名，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人文故事的鲜活载体。
流放文化，帝王将相的谪居烙印。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流放地之一，房县自秦至宋接纳了史书明确记载的十四位帝王将相。上古尧子丹朱开流放先河。《一统志》载：“房县在郧阳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封尧子丹朱于房，即此。”《史记》《舆地纪胜》等亦有佐证。白鹤镇东浪村“尧子垭”，相传为丹朱最早的栖身之所；“尧子河”（现保康县境内）是其治理水患之地。后来，丹朱在县城西二郎岗筑城建邑，死后亦长眠于此，清同治版《房县志》“山麓有丹朱冢”的记载，为这段远古历史留下注脚。
秦代，房陵迎来了流放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末代赵王迁被秦始皇流放至此。传说流放途中，他一声“足疼”被误听为“筑城”，差役遂就地筑起土城，这便是“土城镇”之名的起源。白鹤镇长龙堰村“赵家湾”，因赵王迁在此栖居得名；他居住的石室形似“窝居”而引白鹤群集，“白窝”便成了“白鹤镇”的最初印记。身陷囚困之地，赵王迁满怀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写下《山水之讴》后绝食而亡，葬于羊鼻岭，民间所指的“赵家坟”或许便是其最后的归宿。秦始皇九年，嫪毐与吕不韦的家族也被大规模迁至此地。他们在门古寺镇筑寨设渡，戍守要津，连接咸阳的咽喉渡口，得名“秦口河”；附近的“秦王寨”“马料沟”等地名也与此密切相关。
唐代，房县的流放文化步入鼎盛。庐陵王李显在此居住十四载，催生了诸多相关地名。“军店镇”因其在此屯兵得名，“大木厂镇”因修建行宫采伐木材而兴，“窑淮镇”则是兴建庐陵王城烧制砖瓦之地，“上龛乡”源于将士们垒土筑高台为神龛的往事。化龙堰镇“古城村”，因李显曾在此居住留下故居遗址与古城残垣，还有“擂鼓台”“四妃湾”等遗迹相伴。上龛乡“官封口”、大木厂镇“板桥铺”、野人谷镇“挂榜崖”和“皇粮坪”等地名亦与其紧密相连。民间与李显相关的薛刚传说，更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密集的地名印记，从庐陵王城向西，化龙堰镇的“上当河”、门古寺镇的“会子营”与“贵子沟”、上龛乡的“兰英寨”与“校场坝”、九道乡的“九焰山”与“卸甲坪”等一系列地名，串联起一幅壮阔的传奇画卷。这些散落于山水间的地名，如同历史的碎片，成为千年流放史的文化瑰宝。
诗经文化，跨越千年的山水风雅。诗经文化深深根植于房县山水地名间，“尹吉甫镇”便以《诗经》采编者尹吉甫为名，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脉。万峰山上“宝堂寺”，是依天然石窟雕琢而成的尹吉甫家庙，寺中明代碑刻清晰铭刻着其归隐与此、后世祭祀的史实。周边万峪河乡、青峰镇等地，散落着“石门沟”“尹家屋场”等与其生平息息相关的地名。军店镇的“剑脊峰”与城南的“施粥亭”遗址，则分别对应着他“劈山引水”“灾年救民”的动人传说。更为传奇的是，房县境内传有“十二座吉甫墓”（天官坟），已有五处得到文物部门考证，这虽是古人防盗所设的疑阵，却恰好印证了尹吉甫“食邑于房，卒葬于房”的记载。如今当地尹氏后裔，依然延续着家族祭祀与家谱传承的传统，部分后人能完整背诵56代家谱，讲述其征伐猃狁、辅佐周王的往事。民歌《关雎》《伐檀》等《诗经》篇章的通俗传唱，更让绵延的血脉在此生生不息。
野人文化，神秘诡谲的地域符号。“野人谷镇”的得名，便是野人文化与地域深度绑定的直接体现。清同治《房志稿》记载，此地“多毛人，修丈余，遍体生毛”。《山海经》有“人面兽身”生物踪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其“长丈余，逢人则笑，呼为山大人”。1974年房县汉墓中出土的“毛人”形象摇钱树铜饰，为传说提供了实物佐证。同在1974年，野人谷镇桥上村村民殷洪发在山间与一身红毛、形貌奇异的“野人”狭路相逢，搏斗间扯下一缕红毛，成为中国民间“野人”目击史上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众多目击报告集中于房县老南山，巩固了“野人传说核心区”地位。如今，“野人谷”“野人洞”两个4A级景区让古老传说成为文旅融合的鲜活IP。
宗教文化，多元信仰的精神印记。宗教文化深植房县地名肌理，兼容并蓄。“白鹤镇”得名于白鹤仙翁修道的“白鹤观”；“化龙堰镇”传颂着费长房投杖化龙的仙道传说；“门古寺镇”由“蒙古寺”演化而来，记录着对蒙古族官员或成吉思汗的供奉。窑淮镇在明清时期成为“三教合一”的文化核心，现存清光绪年间《三教合一庙宇重修碑刻》，清晰记载着儒释道共祀一堂的历史。境内观音洞、显圣殿等寺庙遗迹星罗棋布，多个村落以寺、庙、观、庵为名，每一处都承载着先民的精神寄托。因紧邻武当山，真武大帝的圣迹遍布山川，土城镇马蹄山、沙河乡白沙河等地，皆流传着他修行济世的传说。从单一信仰到三教融合，宗教文化已成为解读房县千年文脉的重要密码。
古道商贸，连接古今的物流血脉。房县坐拥“蜀西古道、楚北边疆、川陕咽喉、荆襄屏障”之要，特殊区位造就其古道驿站与商贸枢纽的千年地位。城关、军店、青峰、大木厂四大古镇，自古便是南来北往的商贸重地。城关镇作为核心，曾商号林立，会馆云集，“川陕锁钥”的匾额昭示其鄂豫川陕物资集散地的战略地位。军店镇与青峰镇，一西一东，控扼要道，前者是商旅络绎的西部重镇，后者则是驿路通达的东部门户。而北境的大木厂镇，凭借堵河水运，成为举足轻重的商品集散地。除却官道繁华，上龛乡、九道乡所处的西南深山蜿蜒着一条隐秘的民间古盐道。为避税卡，盐商们弃坦途而择险径，用生命和汗水在石崖上踏出了一条承载艰辛与智慧的“生命之线”。这一明一暗两条商道，共同编织起房县作为古代物流血脉的鲜活历史。
红色文化，热血浇铸的革命沃土。房县是湖北省一类革命老区。贺龙、邓中夏、柳直荀、王树声、许光达等曾在此浴血奋战，开创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挥师至此，在县城西街天主堂成立房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建立14个区、105个乡苏维埃政权，革命烈火燃遍千里房县。1946年，王树声率中原新四军突围部队转战房县，成立鄂西北军区、行署及房县人民政府，为全国解放筑起战略支点。烽火岁月里，血战连山坡、夜袭上当河、强渡三道绳等上千次战斗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城关镇雷天明以笔为戈，传播真理，31岁慷慨就义，他隐秘工作的学校得名“天明小学”，故居旁立起纪念馆，牺牲地建起纪念广场（尹吉甫镇）。大木厂镇青年乔三元救红军、打土豪、护政权，22岁因叛徒出卖牺牲，家乡遂更名“三元村”。为缅怀先烈，城南凤凰山竖起烈士纪念塔，“红塔镇”因此得名，承载着不朽记忆。如今的房县，数百处红色遗址遗迹得到妥善保护，凤凰山烈士陵园、雷天明纪念馆等成为重要革命教育基地，正承载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使命，激励人们奋勇前行。
一审：宋娥
二审：程艳
三审：龚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