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永坪镇后，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图为红十五军团一部。（图片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
致读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多年来，关于长征的各种回忆文章、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层出不穷，成为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大学问。本期特刊力图回到80年前的那个历史原点，梳理当时国人之评价，感悟红军艰难处境；分析当时及此后国外之报道、研究，感受长征巨大影响；梳理当今学界在长征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新看法，深化对长征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图谱，反映这一伟大的英雄史诗。敬请关注。——编者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在猴场会议上，毛泽东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 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走走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怎样理解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
伟大的红军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人不断对长征精神作了概括，强调：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对于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我根据“走走党史”和走长征路的体验以及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作些自己的解读。
第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红军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首要的一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的原动力。
第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可以说，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红一、二、四方面军都过了雪山草地，每次都有不少同志长眠在那里，但幸存者都胜利地到了陕北。我在实地考察时问过一些老红军：你们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过雪山草地时，想没想过生死问题？他们回答说：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但仅有这种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将士不知道其错误也能发挥这种精神，但是其结局往往是惨烈的。只有在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那种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第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进行的，这几支军队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在整个长征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广大红军将士来看，在整个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遇到艰难险阻，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这种团结互助、为了援救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第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长征精神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资，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
■怎样认识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宁夏西吉将台堡考察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深情地说：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9月23日，他在参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进一步指出：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这是党中央对红军长征精神当代价值的高度概括。 当前要走好新长征路，根据“走走党史”的考察和体会，我认为应当强调这样几点：一是不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持续接力实现中国梦提供正确指南。二是大力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精神支柱。三是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作风，以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四是大力弘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高尚品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五是不断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拥有坚强的领导力量。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