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刘通在房县大木厂梅溪寺起义称王，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武装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直到如今，时过境迁，我们仍然感到十分惊奇，曾多次前往寻踪，凭吊咏叹。沿红庙河溯流而上，经过泰山铺马进洞，来到羊子山寻找梅溪寺遗址，有溪无寺。后来又去彪虎，只看见山坡上孤零零地立着几座一丈多高的石塔，有塔无寺。有《一丛花·刘通梅溪寺起义》词为证，词曰：
梅溪宛在寺无踪，青史有刘通。揭竿拥众顺民意，掀巨浪、志缚苍龙。跃马横刀，驰名鄂陕，野火映长空。 征程血雨裹腥风，甘苦信无穷。称王虽似昙花现，不愧是、一代豪雄。敢怒敢言，千斤伟业，直比泰山松。
历史背景
明朝中叶，由于朝廷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苛重，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富悬殊之剧烈令人震惊，赋役负担不公的现象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再加上天灾人祸的肆虐，战争、疾病的摧残，农民除了流亡他乡、“适彼乐土”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生计可供选择了：“农夫蚕妇，冻而织，饥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外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什下农民背乡离井后，只有三条路可走：泛舟出海，流入城市，逃往深山。“犯禁出海”者，多飘泊异域，一去不返；“转食城市”者．不作饿丐，则沦为奴隶。所以逃往深山，垦荒挖矿，倒是广大农民的一条谋生存求发展的路子。当时农民离乡的主流是逃向林箐茂密的深山大谷，所谓“山寇”、“矿盗”、“茶贼”等，都是农民揭竿起义的组织形式。
明代乡绅地主为了扩大积累，尽量榨取农民的劳动，掠夺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称作“庄田”，并强迫佃农替自己耕种。当时的政府官僚机构庞大，多数拥有大片“官田”，收取租课，供其挥霍。皇室勋戚也依仗权势，拥有大量的田地，称为“皇庄”，“驾帖捕民，格杀庄佃”；而“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同时在郡县中“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增”。广大的农村弥漫着税粮，银差，正办，赔纳，尤其是杂泛的编佥，和匠、役、军丁等各户的勾补，垜集，种种灾祸，使农民对于高利贷及官吏的债奴依存更加恶化，以至于“桎梏赴工，”“死者无算”。人民在“追呼敲朴科敛横溢”的严重压榨之下，生活日苦，生产力日困，社会日趋黑暗。但农民大众为了生存，争取光明，迫不得已而弃家流亡，沦为“流民”。当“流民”无路可走时，他们就要奋起斗争，聚众起义。
据《中国全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载：流民问题是明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洪武年间所制定的户籍政策极为严厉，目的就是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役的日益苛重，逃户、流民越来越多。
对于“流民”，“逃户” ，明朝政府有明确的界定：“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避徭役”的前提实在是因为赋役苛重，贫富不均，故“逃户”往往沦为流民，而“流民”则必然是逃户，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社会群体。为土地兼并或租税徭役所迫而逃往荆襄山区谋生的群众，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所以又称“棚民”。
明初官府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英宗时，流民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正统时，“山东、陕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余万”（《明史·于谦传》）。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八年（1443年）监察御史彭勗在凤阳、颍川一带，见逃民，“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询其所自，皆真定、保定、山东诸处之民”。
地处湖广的郧阳山区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重峦叠嶂，林木幽深，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且可逃避赋役，原是红巾军的主要据点，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从元朝末年起即有许多生活濒于绝境的农民流入山中，垦荒谋生，并不时与朝廷武装对抗。明朝初年，邓愈平定这一地区后，将百姓迁出，空其地。明初以来，为防当地再次起义，借口禁山，严禁百姓进入这一地区耕种、采矿。但永乐年间（1403-1424），这一封锁已被打破，郧阳山区已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流民已达一百五十万。他们千百为群，开荒采矿，流徙不定，官府视之为“盗贼渊薮”，严加制裁，采取遣返回籍和就地附籍的方法，重新编制，迫令流民继续纳粮当差。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 年）明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宜。
据《中国通史》（李伯钦李肇翔主编）载，湖广行省荆州府、襄阳府地区，聚集着众多的流民。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英宗正统元年（1436）曾令各地编造“逃户周知册”，登记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以及逃民遗下税粮有无着落等项，送报巡抚，督令流民回籍复业，或在当地耕种土地纳税服役。次年又发布“挨勘流民令”，登记流民男妇大小丁口，门墙刷上标记，十户编为一甲，互相识保，由所在里长带管。如果不服招抚者，正犯处死，户下编发边卫充军。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布政司所属并顺天等府州，添设抚治流民之官。景泰二年（1451）又申“隐丁换户之禁”，令原来隐瞒丁口及改换户籍者自首改正入籍。
这些管理和限制流民的法令，都并不能阻止各地流民的继续蔓延。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郧阳山区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加之黄河流域连年发生水旱灾害，致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居民俱闭门塞户，逃窜趁食，官府难以禁止。
周忱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中谈及宣德时（1426-1435年）“流民”问题的严重与其主要动向时说：“土著之农夫，日减月除，而无有底止矣。忱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干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1432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其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户虽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当洪武年间八干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粮，欲望其输纳足备而不逃去，其可得乎？”
孙原贞在《大戒疏》里说：景泰年间（1450-1457年），“论逃民，臣前任河南参政时，查各处逃户周知文册，通计二十余万户，内山东、山西、顺天等府逃户数多，……多转徒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趁食。……缘此等逃户，始因躲避粮差，终至违悖德化，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弃故乡而不听招回，住他郡而不从约束……然以中原腹心之地，为流民渊薮，如昔陈涉、王常、张角诸盗，皆由此起。”
明代流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悖理无情的“禁山”律法：严禁外来流民进入划定的山区谋生。关于“禁山”的史料零散片断地见于各书，在中国中部的“禁山”地域，约从终南山的东端起南到荆山，东北到伏牛山，东南延到桐栢、大别山一带，郎汉水流域的主要部分，以郧阳为中心，包括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四省边界的广大山地．据《鸿猷录》说：“郧……地多山，元至正间流逋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又赵贞吉《追祀吴公记》说：“尝浮汉江横郧而东者屡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络深阻，幅员数千里，元季弃之为荒，国初歼之为墟，……在三省之徼，司燎击柝弃而不守者，殆数十年”。王夫之《噩梦》说：“土广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黄之境，及南漳以西，白河以南，夔府以东。北接浙川、内乡之界，有所谓禁山者”，这个山川萦回，面积广阔的“禁山”地带，原本是气温适中，土壤错综，华中的肥沃农业区，在明代竟被封锁为“禁山”，不许人民耕种。按大明律《特着》一条说：“令荆、襄、南阳等处深山穷谷，系旧禁山场，若不附籍流民潜住团聚为非者，许军卫有司巡捕官兵里老人等拘送各该官司问刑衙门，问发边远充军，窝藏之家罪同”，足证当时封建主剥夺人民生存和迁徒的自由的一斑。
综上所述，明朝农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三条：地租盘剥、户籍制度和禁山律令。同时,明朝全国各地都密布着卫、所、巡检司、砦、堡等关隘哨卡，各关隘哨卡的官吏和弓兵的主要任务是扼制人民的活动，禁查进入山区垦殖新土田的农民。在那许多的“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税”的“禁山”地域上，封建统治者处处要向农民肆行“勦杀尽绝”的政策，因而迫使农民放下耡耰，拿起刀枪，啸聚山林，武装起义。
起义始末
据《明史·白圭传》载：“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县门石狻猊重千斤，通双手举之，因以为号。” 这位“名通”的“千斤”，正是明朝中叶震惊朝野的荆襄农民起义首领刘通。
刘通（？－1466年），河南开封府西华县（今周口市商水县郝岗乡东千斤刘村）人，时人称之“刘千斤”。明朝成化元年（1465年），他在湖北省房县大木厂梅溪寺率众起义，次年在湖北省南漳县被俘牺牲。义军失败后，为纪念他的反抗精神和称王壮举，又由于他膂力过人，能双手举起县衙前的千斤石狮而面不改色，刘通家乡的人们把他的村庄命名为“千斤刘村”。
刘通自幼家道贫寒，只读了大半年书，就辍学放牛去了。凭着他聪明伶俐，倒也能认字断句，在村里可算“半个秀才”了。他二十刚出头，生得虎背熊腰，浓眉大眼，性格倔强，器宇不凡，但是寡言少语，不苟谈笑。他跟着父亲种田，扶犁打耙，十八样农活，样样会做。风调雨顺之年，他们一家大小有吃有穿，过着自给自足生活。但是后来，连你的水灾黄祸，粮食歉收，他们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全交租子还不够。他们只好起早贪黑去开荒，可是开垦的荒地又被财主霸占了。自此以后，他家经常断炊，不得温饱。
有一天清早，他与几个小伙子一起去县城送租子。在县衙大门前候检时，从对面巷子里走出一个财主来，说：“谁有本事，能把县衙门前的千斤大石狮子举起，就免他一年的租子。”送租的小伙子们听了，信以为真，都怂恿刘通去试试。刘通沉思片刻，点头同意了。他站起身来，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大摇大摆走到石狮子跟前，摒住气息，双腿一蹲，双手一抓，呼的一声就把那只一千多斤重的石狮子举了起来。他站稳脚跟后，绕场走了一周，又把石狮子轻轻放回原位，面不改色。众位穷弟兄都在为刘通的神力拍手喝彩，那个财主却悄悄地溜之大吉了。刘通很气愤，要去质问那财主。大伙儿跟着他一起去追赶，却被堵在了财主的院门之外。他们返回县衙门时，又发现他们交租的麦子全被抢夺一空。
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时大街上人来人往，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刘通和那些穷哥们身无分文，连县衙门都进不去，怎能去告状？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回到村里。刘通的父亲听说了这事，气冲冲地赶去，要找财主评理，却被财主的狗腿子活活打死。刘通闻知噩耗，怒火中烧，二话没说，立马拿起一把斧头，闯进那财主院子，杀了仇人一家，带着老母、妻子连氏和儿子刘聪，离乡背井，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
病急乱投医。正统十年（1445年）春，刘通闻听山东菏泽乃侠义之乡，荒山蔽野，就携了家室，辗转前往，谋求立锥之地。当时在豫、鲁交界的商丘菏泽一带，已经有众多的流民涌入聚居。那年夏天，因连降暴雨，水灾严重，黄河泛滥，许多田地和村庄被淹，本土农民尚且无法谋生，他初来乍到，当然难以栖身，河南西华老家又回去不得，只好把希望转向古都开封，找寻一席之地，流寓度日。
在前往开封途中，他邂逅遇见一个名叫冯喜的小伙子，眉清目秀，伶牙俐齿，甚会来事。他们一路上互帮互助，有说有笑，发现彼此意趣极为相投。冯喜对刘通双手举石狮之事，也有耳闻，很是崇拜。一天，冯喜对刘通说：“豫西山区我有个表亲，名叫常通。他捎信来说，那边地广人稀，方便谋生。我们去投奔他，肯定有好日子过。”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了日后行路方便，我愿意认你作本家，改名刘长子，全凭你吩咐。”刘通一听，喜上眉梢，一口答应了。于是他们结伴，改道西南方向，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经雎县、许昌、南召，不知吃了多少苦头，逃至豫西伏牛山区的南阳邓州。在邓州，刘通靠卖工做苦力，挣钱养家，糊口度日。这期间，刘通又有了女儿刘慧和二儿子刘耿，并结交了当地壮士常通、张石英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饮酒下棋，舞刀弄棒，喜欢替穷苦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在邓州远近小有名气。
有一天晚上，众弟兄又汇聚到刘通家，在一起喝酒闲聊。常通说，邓州南乡有一李姓富豪，长年欺压百姓，榨取钱粮，恶迹斑斑，我们何不去教训教训他，顺便弄点铜钱买酒喝。弟兄们一时凭着酒兴，随声附和，深夜结队前往李庄，要求开仓放粮，劫富济贫。但是由于富豪李家早有防备，养有数十名家丁乡勇，刘通一伙没有兵器，赤手空拳，哪里是他们的敌手？李家靠着人多势众，把刘通一伙抵挡在院墙外，又依仗路径熟悉，星夜抄小路报了官。第二天大清早官府派来兵丁，下令抓捕刘通刘长子等人。他们情知在邓州已经很难安身，只好脱身逃跑，就一起流亡到襄阳。
在襄阳南漳，刘通与外号石和尚的石龙和王靖结为至交，互相多有照应。景泰六年（1455年），湖广大旱，秋冬之际，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刘通的母亲和次子刘耿活活被饿死。天顺元年（1457年），刘通与刘长子、常通、石龙等，辗转流亡到均州房县一带的山区谋生，最后寄居在房县北乡大木厂。
大木厂位于房县城北约百五十里，群山环峙，林木茂盛，紧靠堵河汉水，交通便利，往来自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早在元末，就有不少流民落居在此，有的开荒种地，植桑养蚕；有的开矿采石，伐木谋生。刘通一家来到这里后，在泰山铺的阳坡上开垦了一片荒地，搭起了三间草房。由于他性格豪侠，气质诚朴，乐于助人，善交朋友，赢得附近乡民们的敬重。刘通与刘长子、常通、张石英、石龙、王靖等，早已是患难之交，情同手足，过从甚密，又幸会苗龙苗虎兄弟，结成莫逆之交，如虎添翼。在这深山野林里，刘通决心依靠自己的劳动兴家立业，耕稼不息，所获渐丰，自足有余，农闲时做点小生意，挣点零花钱。春去秋来，刘通确实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又添了三子刘聃和四子刘聆。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刘通在“正统中惑于妖言，潜往襄阳、房县，与妖僧尹天峰谋乱”。又据《明史·李震传》记载：“荆襄贼刘千斤、石和尚为乱，震进讨。贼屡败，乘胜追及于梅溪贼巢。官军不利，都指挥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诏切责。”这些官府记载，虽然不乏侮蔑辱没之词，却依然历历可见，刘通当年举义旗造反，在青史中留下了辉煌的浓浓一笔，根据地是在房县大木厂的梅溪寺，经历了从小到大，又转胜为败的艰苦战斗历程，激烈悲壮，可歌可泣。
梅溪寺是座古庙，依山临河，地势平坦，四周梅林，冬春之际，梅花飘香，溪水长流。梅溪寺方丈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僧，名叫刘志公，另有一位能说会算的住持，名叫尹天峰。他们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有求必应，远近闻名，因此一年四季，香客云集，香火不断。大木厂的住户大多集中在北坡至马回，沿河约两里长大半里宽的狭长地带，山水相连，田畴交错。刘通是个饱受磨难、一心向善之人，逢年过节，也常去寺庙拜佛求签，因此与二位高僧经常攀谈，素志略同，逐渐亲近起来。刘通的三子刘聃后来皈依佛门，成了刘志公的佛门弟子，远离杀戮，云游四海，来无影去无踪，隐姓埋名，不问世事。
成化元年（1465年）春正月的一天下午，刚过完春节，闲着无事，刘通和几个朋友喝了几盅酒，来到梅溪寺前面的空坪上举石磙玩。突然，大木厂巡检司的一队官兵手执兵器，来势汹汹，当众宣布刘通与寺中长老尹天峰勾结谋反，要捉拿罪犯，并扬言方丈不交出刘通尹天峰，就要血洗寺庙，杀尽僧众。刘通向来是个硬汉子，不忍心让寺庙蒙受损失，让村民遭受牵连，立即挺身而出，飞步上前，猛不防地夺下官兵手中的钢刀，把巡检司的头领杀了。当时在场的苗龙苗虎和众乡亲见状，都一踊而上，把官兵打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石和尚说：“事已至此，与其活里等死，不如死里求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他们拼了。”刘通心想，石龙说得对，祸已闯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势揭竿而起，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于是，他带领数十名壮士，跟踪追击，一举砸碎了房县大木厂巡检司，暂时解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成化元年四月，经过紧张的策划和准备，刘通在梅溪寺竖起杏黄旗，聚众起义，祭拜天地，宣誓称王，国号汉，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官职，以反抗明朝的统治。他组建了简单的军事政权，以石龙为军师，刘长子为国老，常通为国师，苗龙、苗虎等人为先锋，刘聪主持军法，张石英为都司，王靖为给事中，负责总务后勤供给，打造兵器。他命令各路将领加紧招兵买马，训练精兵，驻扎在大木河两岸空旷地段，分守前营、后营，自己据梅溪寺为大本营，坐镇指挥。
据《明史·白圭传》记载：“成化元年，荆襄贼刘千斤等作乱。敕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都督喜信、鲍政为左右参将，中官唐慎、林贵奉监之，而以圭提督军务，发京军及诸道兵会讨。……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通窜入为妖言，潜谋倡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通与共起兵，伪称汉王，建元德胜，流民从者四万人。圭等至南漳，贼迎战，败之，乘胜逼其巢。通奔寿阳，谋走陕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与苗龙合。官军又破之雁坪，斩刘通子聪及其党苗虎等。贼退保后岩山，据险下木石如雨。诸军四围攻，圭往来督战，士皆蚁附登。贼大败，擒通及其众三千五百余人，获贼子女万一千有奇，焚其庐舍，夷险阻而还。石龙与其党刘长子等逸去，转掠四川，连陷巫山、大昌。圭等分兵蹙之，长子缚龙以降，余寇悉平。” 从这段褒贬分明的正史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刘通率领荆襄流民起义，建元称王，迅速扩展壮大。明朝最高统治者和满朝文武官员闻讯后何等惊恐，他们急调京军及诸道兵会讨，对农民起义军和根据地的民众，实行围剿，极尽其烧杀掳掠之能事，最后还是依靠收买义军内部的叛徒等卑劣手段，置义军于死地。
农民军义旗举处，老百姓四方响应。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荆襄流民，东起蕲黄汉沔，西到秦巴汉中，纷纷来到南漳房县，有的径直到大木厂投奔义军。当时活跃于陕西渭南、河南内乡一带的李原、王彪等小股农民军，也闻讯前来联系，称臣归附。刘通迅速把义军势力范围，向房县、南漳、保康、郧县、竹山等山区发展推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工夫，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之众，声势浩大，纪律严明，很受百姓欢迎。在此基础上，他乘胜前进，分兵控制襄阳、南阳、汉中等地，攻占城镇，屡败明军。
成化元年五月，刘通石龙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设伏，在梯儿崖大败官军，首战告捷。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声威大震。刘通率领义军与周边一些地方镇守官兵作战，屡败明军。
据《明史·王信传》记载：“刘千斤反，信以房县险，进据之，民兵不满千人。贼众四千突至，围其城。拒四十余日，选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炮。贼疑援至，惊走，追败之。已，白圭统大军至，以信为右参将，分道抵后岩山，贼遂灭。”这段文字大部分是谎言，实为参将王信邀功请赏之词，颠倒黑白。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为了扩大战果，刘通决定攻打房县城，率领五千义军，驻扎在房县北门河对岸。守城的是襄阳道官军参将王信。王信以兵力不足为由，据险守城，拒不迎战。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忽有探马来报，河南巡抚、副都御史王恕所统官军进逼南漳隘门关。于是刘通随机应变，决定放弃攻打房县城，率部向东，驰援隘门关。
据《明史·王恕传》记载：“成化元年，南阳、荆襄流民啸聚为乱，擢恕右副都御史抚治之。会丁母忧，诏奔丧两月即起视事。恕辞，不许。与尚书白圭共平大盗刘通，复讨破其党石龙。严束所部勿滥杀，流民复业。”王恕从南阳带兵到均州，与驻守南漳的白圭京军配合，夹击进攻隘门关义军阵地。义军首领王靖腹背受敌，被迫弃关转移。幸亏刘通领救兵火速赶到，击败王恕，刀砍官军都指挥陈升，收复隘门关，反攻潭头营，打了一个漂亮仗，粉碎了官军的第一次“围剿” ，极大鼓舞了士气，得到了荆襄山区群众的热烈响应。
随后，刘通会同苗龙、苗虎、王靖，掉头挥师西进，一举攻下房县城，返回梅溪寺。在梅溪寺大本营休整数日后，刘通与众将领商议，要大干，就要避实就虚，走出深山密林，游击汉中平原。于是兵分四路，秘密行动。刘通自己率领主力过均州，经谷城，攻打襄阳。命王靖为主将领兵往两竹方向，占安康，进击汉中。石和尚率部拿下石花街，长驱老河口，夺取南阳。剩下苗龙苗虎，留守房陵，加固山寨，牵制官兵。各路兵马，在汉江两岸，豫南丘陵，陕南平原，声东击西，游击作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闹得各地官府，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义军攻城池，打富豪，开仓济贫，百姓拥护，贫民子弟纷纷要求参加，很快壮大了起义队伍。不数月，汉王刘通麾下起义军队伍激增至一百五十多万人，纵横活跃于今之湖北、陕西、河南、四川四省边陲。
成化元年冬月，朝廷为了镇压起义，紧急增派湖广总兵李震、副都御史河南巡抚王恕等率军进山围剿。当时农民起义军在梅溪寺方面，总共四万余人，据险迎敌，经历了剧烈的战斗。李震所部将领骁勇善战，分兵从别路偷袭，都指挥林深等从马脑关攻败农军，山寨被夺。农民军退往大木厂再战，更退守梯儿崖，放礧木砲石冲击，官兵大败，百户朱广等四人战死。梅溪寺大会战，农民军分作三营，据险制胜，多次大败官军，威势更加强盛。
成化元年十二月，明朝廷“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参将。都督佥事鲍政充右参将，统率京营，及山东下班官军一万五千，以太监唐慎右少监林贵奉监军，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讨荆、襄反贼”。并下诏密令，调集川陕各州府官兵，集中围剿汉中制匪；湖广河南各州府官兵，集中歼灭南阳襄阳之贼；总兵朱永、尚书白圭、都御史王俭等部，撤出南漳房县，控制石花街老河口，阻击流窜之徒，务必“逼寇进山，克期会剿”。于是形成了以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统率“京军”与诸道军为主，又调令湖南总兵李震所统领的军队，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恕所统领的军队，三路会合在襄阳，大举进剿农民军的格局。
刘通闻讯，得知三路官兵蜂拥而至，急令义军各将领务必避敌锋芒，率领所部沿堵河汉水，经九道上龛，迅速向房县转移集结。这一决策，摆脱了进剿官兵，给义军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为了粉碎官兵的疯狂进攻，义军冒着严寒，踏着冰雪，依山据险，构筑工事，筹集粮饷棉衣，准备打硬仗。同时，刘通将部众分作七屯，驻扎在房县榔口八道河七座山寨上，刘通率领中军驻守青龙寨。义军将士同心协力，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备足粮草，各寨人马冒着严寒苦练杀敌本领，且耕且战，以逸待劳。
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农民军夺得竹山、上津等县运送官军的粮食。二月，起义军攻入夷陵州金竹坪，焚毁官兵营垒。官兵连遭挫败之后，提督白圭施行无耻的离间阴谋，企图分裂义军，以挽救其颓势。正月四日，出榜召民说：“有能足众生擒贼首或斩首来献，比军功加倍陞赏，其有被贼胁从走脱来首者，免其罪。……决不失信。”同时加强调集四川、陕西的兵力，重赏所调河南、山东、湖广官兵，春节期间每人赏白银一两。军饷不足，以卖官纳米之资补成之。
成化二年三月,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兵部尚书白圭侦悉刘通行迹, 并征得朝廷同意，集结重兵，兵分四路，呈犄角之势，向农民起义军分进合击。白圭和太监唐慎，都督李震，都御史王俭等率主力从南漳出发，经潭头坪、司空山，向沙河挺进。都督鲍政与少监林贵奉所部从远安开拔，经保康马良坪、界山，向榔口进攻。都御史王恕和都指挥刘清率部从谷城出动，经石花街、百步梯，向梅溪寺进逼。参将王信、喜信已先期进驻房县城，此时的任务是阻止农民军向西突围。
三月十四日，刘通亲帅义军主力进攻南漳，打算走出山区，移师平原。朱永、白圭、王俭等分四道迎战，农民军败退，被迫返回，驻扎在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时朱永有病，留守南漳。白圭同太监唐慎、都督李震、都御史王俭从南漳进兵潭头坪，战于司空山。少监林贵奉、都督鲍政从远安进兵马良坪，在沙子岭、界山等处激战。都指挥王信从房县进兵榔口河。都御史王恕、都指挥刘清从谷城进兵洞庭庙。四路进逼农民军中心梅溪寺，激战频仍，义军失利，刘通遂与众将商议，决定分兵突围。刘通率中军主力移师寿阳，突围后将往陕西。苗龙率部移军大市，摆脱追兵后将往远安。不料白圭早已布署部将，截断寿阳通往陕西的要路。刘通无力破敌，去路被堵，只好退往大市，与苗龙所部会合。
闰三月二十二日，苗龙率部走大市欲出远安，行至大市附近的雁坪，发现雁坪已被都指挥田广率领的先头部队提前占领，义军被迫仓促应战。未战多时，义军支持不住，退往古路山。
二十三日，官兵后续部队赶到，向古路山发动猛攻。义军遭受前后夹击。苗龙开路，苗虎断后，刘聪左冲右突，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可是官兵越战越多，义军越战越少。战至下午，苗龙率领大部队摆脱追兵，义军将领刘聪及苗虎等百余人，殿后阻击，不幸壮烈牺牲。
刘通原想往寿阳进入陕西，为官军堵截，返回与苗龙会师，拒战明军。激战中，明军乘胜进逼，刘通与苗龙率众退保青龙寨，农民军家属也武装上阵，聚保后岩山，据险悬架辊木礧石，老幼全持枪牌器械，顽强抵抗。
二十四日，官兵李震、王俭等攻右，喜信、王信等攻左，鲍政等攻前，刘清等攻后，四面仰攻，义军将士及其家属下木石如雨，拼死保卫青龙寨。这里山险谷深，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三日，未能攻下，官兵不能进。
二十七日，白圭亲自往来督战，正面进攻。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偷袭义军内营，纵火焚毁营寨。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官兵攀崖涉涧，蚁附而登，尽锐鏖战。由于双方力量众寡悬殊，义军伤亡惨重，“死者无算，击斩万人”，伤亡填山谷，节节溃败。刘通、苗龙等四十余名义军首领被俘杀。农民军家属子女被掳一万一千六百余人，余众男子十岁以上者皆被杀戮。官军各处残杀，焚烧庐舍，毁夷险阻，蹂躏死者无算。流民被驱者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余人。刘长子、石和尚等率余部左冲右突，杀出重围，于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地区，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朱永病愈，更纵兵刼掠山区。
成化二年五月九日，石龙率众千余，接连攻破大昌、巫山等县城。瞿塘衞指挥曹能柴成，夔府通判王祯与奉节典史并百户等六百余人被枪杀，官兵大败。同时农民军攻入巴东县境，杀牛口巡检刘湍等。
九月，石龙等农民军分布于巫山、通明、竹山、房县等处，声势复振。总兵朱永等督京营及山东援兵，在四川东乡县击败农民军。总督军务白圭等分三路合围农民军于竹山、房县。西路官兵指挥浦敬从尹店进驻洪坪。中路左参将喜信指挥白玉等，从张家山进驻四川和汉中地界。白玉等兵到汉中峯溪山，和农民军遭遇，对阵大战，农民军退守下桑坪，又战败，结集于邓渔河口。浦敬、张英等各路官兵皆来会，大战一昼夜，转战到大蚕河，农民军粮尽力疲。
十月，朱永、白圭等率师追至，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击败义军。农民军隐入大巴山后，官兵无法追剿，采取困山战术，切断所有往来通道，把大巴山团团围住。义军被围，粮草耗尽，外援断绝，军心动摇。白圭派都指挥张英入山诱降。张英部下总旗艾能，遇刘长子短兵相搏，对刘长子说：“你不是主犯，把石和尚送来，可受上赏。”刘长子贪图利禄，中计叛变，骗出石龙缚之，送至喜宁营，献降官军。继而刘长子到喜信营告缺粮，喜信给义军粮饷，更诈许刘长子将给以官位，农民军与官兵连营屯扎。
十月十九日夜，饥饿疲惫的农民军毫无戒备，正在酣睡。突然一声炮响，五万官兵向农民军发起猛攻。刘长子及刘通妻连氏，农民军国师常通，给事中王靖，都司张石英等高级将领三十余人，以及千百户张刚等六百余人，都被官兵所偷袭擒俘，农民军战死一万余入。同时，官兵各部都要争夺诱骗刘长子和擒捉石龙的“功劳”，就说张英侵吞了农民军的大批财物，藉端把张英鞭死。
十一月，明军班师，明廷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石龙威武不屈被杀害，刘长子叛变投敌，死有余辜，常通等七十余人被磔死，农民军家属五十余人被斩首，余胜等一百五十多人发配辽东边卫充军。幼男失记乡贯者，发送湖广边衞纪录充军。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相继失败后，流民问题并未解决，连年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大批进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进入禁山者达九十余万之众。石龙部下李原、王彪、小王洪等，从房县沙河冲出重围，潜入湖北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等地，重整旗鼓，再度起义。
据《明史·项忠传》记载：“白圭既平刘通，荆襄流民屯结如故。通党李胡子者名原，伪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内乡、渭南诸县。流民附贼者至百万。六年冬，诏忠总督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讨之，忠乃奏调永顺、保靖土兵，而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入山招谕，流民归者四十余万，彪亦就擒。”这段文字所述大都是实，尤以“土兵”和“招谕”二举，居然利用穷凶极恶的湖南九溪的苗族土兵去残杀诚实憨厚的农民军，对农民军进行瞒骗诱降、分化瓦解，更见项忠无能，用兵手段卑劣。
成化六年（1470 年），山西、河南等地大旱，90万灾民流入荆襄山中。
十月，荆、襄农民军复起，举旗起义，领导者全是刘通石龙的旧部将领。李原，河南新郑县人，号李胡子，参加过石龙农民军，自称太平王，部署总兵先锋等名号，又立一条蛇、坐山虎等部属，活跃在南漳、内乡、渭南之间广阔地带，联合小王洪、蒋虎、石歪膊等，避实就虚，伺机歼敌。农民归附者二十多万人，威震鄂、豫、川、陕等地。
王彪，蒲城人，是农民军另一支领袖，最初起兵是在秦岭东端的流岭和新开岭一带。据《商州志》载：“明景泰中（1450-1457年），巨寇王彪及刘千斤啸聚山中，秦蜀楚豫之流民皆入其党，南至金州（今安康县），北至商县，东至郧州，西至镇安。周围千余里，盘踞数十年。屡遣兵征勦．贼扼险设伏，我兵频失利。” 小王洪在河南中部山沟，招兵买马，聚义响应，游击乡村。王彪和小王洪率部与李原会合，领军攻克房县，占领竹山，驻扎在官渡和两岸。
成化七年（1471 年）正月，项忠将往荆、襄，乞调京营达军神枪火器以往，皇帝特许之，同时更调永顺、保靖等处士兵。项忠到襄阳，会湖广总兵官李震，分布驻兵各险要，策画向农民军进攻。首先施行欺骗的诡术，遣人入山持榜招谕。流民附和李原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四十万流民受抚。
八月，为了戳穿官军招安阴谋，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将领，分头深入乡村，对农民进行说服劝阻。一日，王彪亲率数十骑农民军弟兄，下山侦察官兵虚实，并沿家挨户做宣传，鼓舞农民军的斗志。但不幸的是，王彪一行走到一个小山沟时，遭遇官兵埋伏，虽经拼命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乱箭射死，全部壮烈牺牲。王彪是数十年来农军领袖中的重要人物，遭此意外的牺牲，是农民起义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十一月，明廷急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项忠认为官军人少，战斗力不强，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兵二十五万人，分八路进攻竹山义军。义军势孤，李原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激战匝月，各有胜负。
混战中，李原乘机率部冲下山寨，进入河边阵地，准备突围。正在此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农民军沿河阵地正面遭受洪水冲击，背后又中官兵埋伏，进退维谷。农民军只有以死相拼，终因势单力薄，全军覆没。李原战死沙场，蒋虎鄂福等大小将领及义军家属杨五儿等一百二十多人被俘遇难，小王洪所部五百余人屯于均州龙潭沟，亦被镇压。
刘通李原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八年，虽遭失败，但是极大地震撼了明廷的最高统治者，锻炼了劳苦大众的斗争意志，农民的反抗斗争烈火仍在熊熊燃烧。暴残无耻的项忠在屠杀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自颂“功勋”，以记其功。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表示悲痛。项忠因平流民之功升为右都御史。还朝后，即因滥杀受到弹劾。
十二月，明吏部尚书姚夔等上奏弹劾项忠：“荆、襄等处流民连被逐死者，无虑千万，甚伤和气。况所奏招出一百五十余万，已皆无家可归，不过逃死四散而已。” “项忠、李震等献荆、襄俘李胡子等二十三人，坐谋反论当凌迟，鄂福等五十三人坐谋反论斩，家属杨五儿等五十三人论给配功臣为奴”。由此可见，项忠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剿杀，死者无数。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被招出山的四十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
成化八年四月，兵部都给事中梁璟在《奏疏》中弹劾项忠滥杀无辜之罪：“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刘洁，总兵李震等贪功要利。所过州县，既捕无籍及为盗者，而见在附籍者不论久近，亦概逐之。如房县编户初不过四里，自永乐以来，仕宦侨居流移附籍者增至四十余里，各安生业，而忠等逐之，十不存一。其余州县，率皆类此。又纵兵驱逼，略无纪律，以致怨声震天，肝脑涂地。”又说：“刘洁贪婪素着，一善无闻，为忠所诱，且其归时以所获人口财物，枉道送家，及在叶县寄收男女三四十口，而所带子女财物尤多，议者纷纷，欲食其肉然后为快。”
意义影响
刘通李原等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连续多年干旱,民生凋敝，荆襄一带山区流民依然是“屯结如故”。明代流民的进山垦荒斗争，从整体上说，农民还没有获得澈底的胜利，但在社会生产力的量的方面，却有无限的扩大和深入的发展。明朝农民起义斗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对流民采取了有限的让步，“禁山”范围及律令有所放宽；打击了地方霸主势力，“地租”剥削有所减轻；为流民的生存争得了空间，“户籍”制度有所改进。另一方面，源源不绝的农民涌入郧阳一带山区，促使明朝廷启用都御使原杰抚治郧阳，设置郧阳抚台，允许流民就地安家，垦荒立业，对川、陕、鄂、豫边远山区的开发和繁荣，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动力和难以想象的机遇。郧阳府的开治，完善了荆襄山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割地三省，设置六县，而郧阳巍然重镇矣。”特别是湖广行都指挥使司坐镇郧阳，以重事权，加强了对流民的督察和治理。从此，“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真正实现了变流民为齐民的目标，稳定了川、楚、陕、豫四省社会秩序。
据《明宪宗实录》载，明廷为防止流民复入山区，申明榜谕：“若复有流入前禁山场者，执付巡按三司，枷号一月，于山口示众，全家谪戍边卫。”在十二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驻兵二百，常年戍守。又在八个水陆要冲设巡检司，盘查行人。但由于执行不再苛厉严格，流民入山之势仍然不减。为了管制这些流民，明朝采取遣返回籍和就地附籍的方法，重新编制，迫令流民继续纳粮当差。
郧阳一带山区从洪武时“勦民禁山”以来，农民起义见于记载的，宣德间（1426-1435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等在荆襄起义；正统时（1436-1449年）胡忠等开垦荒田，终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在南漳、房县等地相继起义，战争起伏，持续七八年。郧阳一带的垦荒斗争，连绵不断，时有发展。“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又命刑部尚书何鉴抚治荆、襄流民，鉴得户二十三万五千有奇，口七十三万九千有奇，愿附籍者各给户由，收入版籍。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抚治郧阳都御史孙需奏，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流民一十一万八千余户，愿附籍者九万二千余户，皆给户由”。
成化十二年（1476年），荆襄流民又在广袤山区聚集了几十万人。鉴于两次出兵，并无实效，尤其是项忠滥杀造成的恶果，当时朝中一些官员开始寻思改变政策。廷臣中已不乏有识之士，提出较为切实的治理流民问题的策略与措施。如祭酒周洪谟曾著《流民图说》曰：“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州隶于襄阳，垂千余年静谧如故。以前代处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他建议用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流民，实属高见。两个月后，北城兵马指挥司吏目文会上书条陈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多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文会的建议与周洪谟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殊途同归，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既要拨给已附籍的流民以田土，保障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又要设官府加强管理，更注重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可惜这一见识未及时疏奏于上，后来该见识，辗转为大理寺正王君轼、监察御史薛为学、右都御史李廷用见知，认为“斯说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宪宗从其议。
周洪谟文会的这些意见都给原杰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并逐步付诸于实践。首任郧阳巡抚都御史原杰（1416年－1477年），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年间进士。他临危受命，奏请增设郧阳府、县、司、衞，以“抚治流民”，得垦旷土为永业，对流民治理和山区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抚治荆襄等处名义，前往襄阳处理流民问题，经略郧阳，抚治流民。原杰谨遵圣谕：“图经久之计，毋徇目前之谋……凡事悉听便宜处置。”他到任后遍游楚、豫、陕三省之边，亲察八郡之地。经调查走访，原杰认为，应该采取怀柔的安抚政策，以处置该地区流民问题。主张撤除禁令，允许流民在山区附籍为民，开垦荒地，永为己业。
五月，原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安置流民十一万三千余户，计四十三万八千余口，遣返故土一万六千户，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其在山区附籍为民，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设置郡县进行管理。“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衞、所及县，时都御史原杰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他坚持抚治，不遗余力，遂使地方化乱为靖，人民安居乐业，解除朝廷积忧。
九月，原杰奏请于南阳、信阳、商城和六安等州县布置巡检司的防务，“官选壮丁，备器械马匹，俾得专御盗贼，禁治银洞”。封建主在各山区增筑关隘堡砦，加强武装封锁，但农民决不因关隘弓兵的扼阻而停止斗争，仍继续进入山区。官兵不敢立刻再向流民强行进攻，遂采用软化手段，招抚散户农民。设立专府，把流民纳入版籍，征收赋税。
十一月，原杰拟议：因原襄阳府辖之郧县地接宛洛川陕，路通水陆，居竹山、房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奏请开拓郧县城，置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无虞”。疏奏到达朝廷，宪宗诏示“如议行之”。 后之抚治，均以他为楷模。奏准即郧县开设郧阳府，在三边增添县治，于郧阳建都察院，设湖广行都司及卫所，改荆襄抚治为郧阳抚治，设置郡县进行管理，统辖鄂、豫、陕、川边区八府、九道、九州、六十五个县，到清康熙十九年置镇，存在205年，历任巡抚120余人，其史实足可为后世借鉴。
十二月，朝廷决定将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为府，定名“郧阳”。郧阳府正式开设。湖广割竹山县的尹店新置竹溪县；割郧县的武阳、上津县的津阳新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以后又增辖保康县，卫设于郧阳。原杰在陕、鄂、豫山区新置竹溪、郧西、桐柏、南召、伊阳、商阳、山阳等七县。
这些安抚措施都是农民用血汗换来垦荒的权利，是农民用反抗手段打开部分“山禁”的结果。首任郧阳抚台原杰《处置流民疏》引敕谕曰：“近闻湖广荆襄、河南南阳等处流民自往年驱逐之后，中间多有去而复来。及近时各处灾伤陆续逃移之数目渐众多，不可不预为处。命尔前往彼处，遍历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集流民须一一取勘见数，公同各该镇守、分守、巡抚、内外官员从长计议。查照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官司行过事迹，或编户籍附入州县，或驱道复业，严立禁防。二者之间孰得孰失，务在询察人情，酌量事势。”身为首任郧阳巡抚，都御史原杰实有首创之功，委实值得赞许。
郧阳一带山区的新恳耕地的亩数，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仅经原杰所“处置荆、襄流民”的统计：“凡招流民以户计一十九万一百七十有奇，垦荒田以顷计一万四千三百有奇”。成化十五年（1479年）三月，“给陕西，凤翔、巩昌、汉中等府所属流民户田，为户一万一千七百有奇，从陕西诸守臣奏，仿都御史原杰处置荆、襄流民例。”又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统计，湖广布政司田土总额比洪武时增加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三顷。这个税田数字和实际耕地的面积相差甚远。因为农民垦荒在巨额发展中，一方面要补充郡县旧田的失额，另一方面要满足奸豪对新田的霸占，越过了这两项庞大侵吞的数字，仍然显露出税田增额三万三千余顷。当时民间歌谣里流行着“天上仙人，地下抚民”，和“立了郧阳，害了襄阳”等沉痛愤慨的呼声，充分表露出贪官污吏对人民垦荒事业的扰害和坐享新垦耕地的果实。
裴应章，福建清流县人，字元庵，号淡泉，隆庆年间进士。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一月，他接李材之职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等处。其时郧阳抚治已历114年。裴应章虑其事久而无征，乃招文学名流纂修《郧台志》，并为之作《叙》。
裴应章在《郧台志·叙》中指出：“郧台肇自成化十二年，荡平刘李巨寇之后，其地据荆襄上游，为三楚北门锁钥，东控宛洛，西连汉沔，而北枕南於，是故分野异星，职方异域，风气刚柔之异其质，逋流土著之异其居，山川险厄之异其形，兵马钱谷之异其额，政教、号令甲可乙否之异，其设施、事权参错，民志携贰，而诸有司者，且观望轩轾于其间，此其异同难易视之建衙全省者，讵不大相径庭哉！”
明朝行政区划，其先只两京及十三省，后来又增加了一些与省平级的抚治特区，或在一省之内，或地跨数省，郧阳抚治即属于后者。它历时两百余年，经任巡抚一百二十余人，其史实足可为后世借鉴。
明廷在郧阳设郧阳府，下设六县统治。荆襄流民起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争得了著籍垦田的合法权利。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明朝政府决定成立郧阳提督抚治都御史行台，简称“郧台”，巡抚又称抚台、抚军或抚院，其驻地称行台。郧阳抚治的设置是解决流民问题的有效举措，加强了明清王朝对秦巴地区的控制，确保了荆襄秦巴地区的安宁。从郧阳抚治的管辖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央直属的跨地区的省级行政军事机构，并设立湖广行都指挥使司，郧阳巡抚拥有军事职能，加提督官衔，对四省边陲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进行了一次大整合，为周边地区的人们交流找到了一个理由和一种情结纽带，是秦巴文化的一次大融合。提督军务，节制总兵，统兵作战。在历次政治、军事的“博弈”中，其战略地位进一步凸现，枕秦巴，控川陕，扼豫鄂，西进东出、使荒蛮边缘地带不断被中心化，使秦巴荆襄被凝成一个建置完整的行政板块，形成以郧阳城为中心的行政点，号令九州（府），带来了整个区域的大联合、大开发、大繁荣。
广大流民的汗水没有白流，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把昔日荒芜的旷野垦种成为膏腴的熟田，以至于引起了官军的觊觎。特别是郧阳府设置后，大批流民被纳入版籍，允许他们开垦荒地，永为己业，而且降低税额，以示奖劝。虽然流民被重新套上了封建枷锁，但他们在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后，终于取得了开发荆襄山区的生存权利，这是他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受鼓舞，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山区经济开发中。
综上所述，刘通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明王朝对流民作出了让步，收回封山成令，许多流民在山区附籍为民，开荒种田，对包括十堰在内的秦巴地区人文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郧阳府的设立，可以说是专为安置荆襄流民而为，也可以说是荆襄流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长期生死斗争的成果。郧阳府的设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抚治、安置。该地域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举事、起义。同时，客观上，郧阳府的设置也为后来的郧阳地区、乃至现今地市合并后的十堰市打下了统一的地市级行政区建置的基础。郧阳抚治这一历史实实，决不可置之不顾，更不可轻视它资政、教育和史存的价值。近年来，我省已出版了《郧台志》和《郧阳抚治两百年》，填补了郧阳历史的空白，也可以说这是郧阳空前的幸事。
正是：
四省边陲称汉王，棚民揭竿战玄黄。
替天行道均贫富，割地安民话短长。
星有灵知朝北阙，义无反顾殒南漳。
若非黔首轻生死，岂有郧台百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