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策星 汪舒琴
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凡是当过木匠的人，都是鲁班的传人。谭荣志就是木匠的其中之一人。
苦涩的童年
1946年3月，谭荣志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父亲开着杂货铺的人家屋里。谭荣志出生的年月正逢上战乱的时期，1945年8月15日本人投降，全中国还没安定下来，蒋介石政府又发动了围歼新四军的战役，1946年的6月份，出生还没到一百天的谭荣志，家中住满了从安陆打过来的新四军，新四军五师一个营住在西关，攻打房县城，城内外响了三天夜的枪炮声。第四天，说是国民党的五十一师过来了，新四军撤离了房县城的围攻，一竿子人马杀向了西南山乡里。在上龛成立了房县政府。坚持在秦口、门古、九道一带打游击。襁褓中的谭荣志，在他母亲的怀抱中，一夕数惊，每到半夜总有人喊到“土匪来了，夜壶队来了。”谭荣志的母亲就抱着他，起来躲到街北田畈中的麦地里，一巴半夜、天亮后没有啥情况了才又慢慢的回到家中。那时候土匪的番号很多，有陈光山、有夏四少、有贺烟六、有王金银，不管哪个土匪进城，总是要抢一些店铺。谭荣志的祖父谭世栋，就把自己家铺板门下面挖了一个土坑，把买卖得来的几百块洋钱埋起来。每到逃难躲土匪时，就把家中的账本子一夹，逃难去了。谭士栋人长得肥胖，逃难腿脚不行，他就直接藏在南山大王沟或北山龙脊沟大山洞中。
从1946年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从被国民党追打到共产党大反攻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谭荣志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成长到三岁。到了解放后，谭荣志虽然不在逃难了，可在共产党打了天下，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中。谭荣志家被划成了地主，田地没收了。全家指望过生活的店铺也加入公私合营，东西入了公，却不要谭谭荣志的父亲谭启林去经营，街道上发给谭启林一个搬运证，派谭荣栋去十花街去挑搬运。谭启林空手走路都困难，从来都没有挑过担子。为了生活，谭启林只好只好买了一根扁担，准备了八股绳，打杵、垫肩去石花街，石花街到房县城关一百八十里路，中间还要翻越三座高山，好小伙子单趟是三天，每天六十里路，而谭启林一次性挑了五十斤货，整整走了半个月才回到房县城，回来把货一交。结的力资还不够在路上住店的店钱。谭启林挑挑子养活不了一家子人，只好把搬运证交给别人，请了一个人替他挑挑子，谭启林背一点布下乡去搞小生意，赚的钱请人挑搬运。儿子谭荣志还不到十岁。谭荣志人虽小但他十分聪明，他亲眼看到弱不禁风的父亲当挑夫的可怜形象，就是这样的生活，谭启林还责成谭荣志的好生读书，母亲日夜地纺线织布，有时会接一部分裁缝的活儿，给街坊邻居做一两件大襟布衫或者裤子。挣一点额外的收入。谭荣志也利用星期天和暑假的时间，为家中砍柴回来烧，以减轻一点家庭负担。
也许是天生聪明。谭荣志自从懂事以后，就十分爱好画画。他画的龙、凤、花鸟、神仙、鬼怪都栩栩如生、十分逼真，五十年代初，房县建了一个露天电影院，每晚上的电影票是一角钱一张，放一些《白毛女》、《智取华山》、《小二黑结婚》、《早春二月》、《柳堡的故事》，到了晚上，整个文化贫乏的房县城，看电影的人是挤攘不透。有的小娃子，站在路边上，看到有人过来，就去“叔叔”、“叔叔”的喊，叫大人带进去看电影。有的大人很乐意的带一个进去，有的则显耀自己有票，喝斥一声：“买票去”。“买得起票，老子叫你带。”被掀倒的娃子带着哭音爬起来。有票的挤，没有票的更挤，指望乘混乱之机挤进场去看电影。木制的栅栏门几次被挤倒在地。有多少次人被挤倒在地。把门收票的人控制不了这种局面。谭荣志也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哄进场去看电影。
后来，电影院把门的人多了，离大门十几步远都要排队检查票。没有票的人，被那些临时请的看门人，凶神恶煞地拖出去很远。
但谭荣志每天晚上还是坚持去看电影，既不要大人带，也不和众人混挤，而是大大方方地、手里举着票，通过把门的人检验走进电影场去。他哪里的钱买票呢？原来，谭荣志捡了一张废电影票，按照票的大小、纸张的颜色，按照电影票上的工农兵形象，依样划葫芦的画了一张维妙维俏的电影票，这些票，在那昏黄的电灯光下分辩不出来真假。
谭荣志从印刷厂中看到，他看书画的电影票是从那雕刻的印板中，经过机器的运转，一大张可以裁成上百张的电影票就印出来了。
自从谭荣志会画电影票了以后，找他的小伙伴越来越多；他上坡砍柴，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也帮他砍柴。谭荣志就在晚上看电影时，把多画的几张电影票，分给帮他砍柴的伙伴们。
在砍柴中，谭荣志砍到了一种冬青树（黄杨木），这种树的木质非常好，细腻，是街上雕刻章子用的木材。谭荣志把一根铁钉的一头砸扁，磨成了一把刻刀，他在一段不到一寸见方的木头上刻出了电影票的图案，左边一位短发的女农民，抱着一捆丰收的谷子，中间一位高大的工人，左手伸向前方，左边一位解放军拿着冲锋枪。谭荣志雕好了这块木放引，用印泥盖了一下，“嗨”，还真像会事。
谭荣志弄来一些玻璃片，在上面画上小人书的画面，《水浒传》、《西游记》放在自家中的窗子上用手电筒“放电影”吸引了街上一大阵娃子来看影影，谭荣志用他雕刻的电影票模板印出票来，一张票三个窟眼钱或者一个小铜元。那时人民币还没发行，旧铜钱又不准用了，谭荣志就把买票得来的铜钱，拿去当废铜卖，卖出的钱交给母亲。
谭荣志的父亲做小生意，比他挑搬运挣钱多一些，父望子成龙，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把谭荣志送进学校读书，谭荣志也进了学校，学习成绩都是中上等，他的无师自通的绘画技术更是提高了不少。谭荣志特别擅长工笔人物画。
1958年，谭荣志小学毕业，一心热爱绘画的谭荣志报考湖北省专业美术学院。但他这个愿望落空了。其原因是：全国都在大跃进，湖北省专业美术学院停办了。12岁的谭荣志失学了，上初中不够格，当地教育局下发了一个不成文的文件，其规定就是成份高的人（指地、高、反、坏、右的五类份子子女）不得进入房县初级一中学校读书。希望成了泡影。谭荣志整天和街道上一些失学的同年人到南山里去砍柴。
轰轰烈烈的1958年，在那极左的路线和政策中，“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口号下，报纸上生产的粮食使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实际上，老天爷水旱不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全中国人民都在饥饿中挣扎。“共产主义的天堂”没有去成。很多人因饥饿而下了地狱。
残缺的青春
好容易熬到了1964年，国家因为解决不了城镇人口的吃粮问题和城镇人的待业问题，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压缩城市人口，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极左政策的高压下，基层县、镇采取了把五类分子撵下乡的政策，首先把属于五类分子的户口从城镇派出所下了。把商品粮食供应停了。在当时，凡被“动员”下乡的人员，人平补助四十元安家费。在家无职业的谭荣志，也和父母一起被撵到房县军店区马尾公社当农民。
初到农村山区里，谭荣志对农活是一窍不通。但为了生活，不得不整天和泥巴田、荒坡地打交道。那时候属于人民公社化的管理，大糊弄，人们上工不上劲，下地都是人海战术，薅草挖地，用农民的话说：“皮影子进饭店，人多不杀货。”下地的人多，真正下力干活的人少，不少人站的站，夸淡话的夸淡话，人朝地里一站，一天十分工，大家都在靠工分吃饭。谭荣志人虽然到十八、九岁，可他不长个子，每天他和他父亲两人还挣不到十分工。又加上土地贫瘠，庄稼不长，收成十分可怜，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谭荣志一家老少五口人，人平每天只得三两到四两毛粮（毛粮指谷子、麦子、苞谷等没加工的粮食），全家人都吃不饱，生活得十分艰辛。而谭荣志在生产队，甚至全公社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名气来自于他辛苦耕耘的收获。谭荣志在那日夜劳作、重复劳动的寂寞之中，自己做了一把二胡，他施展自己的雕刻技术，一把二胡柱子雕成二龙戏珠的形状，上面安了一个圆目张口的龙头。在二胡筒子尾上，谭荣志镂空雕刻了一块喜鹊闹梅的图案，二胡成了一个十足的工艺品，全村的人看了，都赞不绝口。那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从城镇到乡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一个很热门走俏的时代产品。谭荣志能写会画，能拉会唱，首先是公社里抽他去画毛主席的像，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口号喊得价天响的时候。每家每户门上、山墙上、堂屋里都得画上毛主席的侧画像。
谭荣志为全公社农民家庭，门上，墙上，画了几千个毛泽东的头像。谭画家也出名了。全公社也因宣传工作做得好，得到了县革委会的称赞。马尾公社所在的军店区马上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谭荣志又从专门的画画进入了编节目、拉二胡的角色。这时候，年纪二十岁的谭荣志出落得一表人才。中等个子，风流倜傥，能写会画，一手工笔画比真的还好，全公社正值芳龄的女子，哪个都想多看他一眼，能给谭荣志说上几句话成了姑娘心中的秘密。可谁也不敢和他来往。因为谭荣志家庭出身是地主。谭荣志也把冲到喉咙管子的欲望，含着唾沫硬吞下去。青春期到了，青春的躁动，撩拨得谭荣志整天心神不安。他只有低着头拉二胡，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姑娘跳动的舞步，他不敢用正视的目光看姑娘们跳舞。美男子，特别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姑娘主动上门了他们前来的托词很多，有的请谭师傅教一下舞蹈动作。有的要叫谭师傅倾听一下自己的歌喉，更多的是请谭师傅教一下舞蹈动作。更多的是请谭师傅画一双袜底，还特别点名要“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喜鹊登梅”、“鲤鱼闹莲”、“比翼双飞”，当然，谭荣志也是有求必“应”，很乐意，也是十分近乎于巴结的为这些姑娘们服务。马尾公社是一个小公社，也是母亲的娘家，在房县有一个俗语说：“房县地方小，扯起来喊老表。”这些姑娘们差不多都是表姐、表妹。谭荣志暗暗地和一个美丽秀气的小表妹相爱了。
1966年，郧阳到房县的公路开始修建。全房县抽调各区社农民上公路修路。仅军店区就抽调了上万的劳动力参加。谭荣志被理所当然地派去了修路。他所爱恋的远房姨表妹也在其中。
郧房工程上，一切都是人工，整天的活儿都是抡捶打钢钎，钢钎钻炮眼，装药放炮，然后人工出土石方，每天的活儿重，粮食不够吃。谭荣志被安排上了公路以后，区指挥部看他能拉会唱、二胡、笛子、三弦样样都来得，把谭荣志抽调到指挥部抓宣传。那时全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期热潮。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统称为“老三篇”，谭荣志的任务是读解《为人民服务中》的中心内容，并且为每一位民工配制一小块语录牌和毛泽东画像佩戴在面前。谭荣志和他的姨表妹就直接从事这项工作。没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唱歌、跳舞。谁知这种下了祸患。
谭荣志的姨表妹，家中给提了亲，男方是大队上的书记。从郧房路上回来以后，姨家说谭荣志家成份高，不同意这门亲事。知心的人因为嫌弃自己成份高而远离了自己，谭荣志失恋了。这时，房县城里一位美丽漂亮的姑娘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和谭荣志建立恋爱关系。这个姑娘名叫黎永华。黎永华也是因为父母下了乡，自己孤身一人跟着外祖母过日子，她从小就认识谭荣志，看到过谭荣志画的画，用过谭荣志画的电影票。黎永华拒绝了到武汉去工作的机会，毅然下乡和谭荣志结了婚。
这位美丽漂亮、坚贞不屈的黎永华和谭荣志一起参加农村的艰苦劳作，她倾尽全力地支持谭荣志参加社会的各项活动。如果说谭荣志这一生的成功，是他有这样一位贤惠的好妻子。谭荣志为了摆脱这种不尽的思念。要求生产队放他出门学木匠手艺。每个月给生产队上交45块钱。生产队给谭荣记三十个工分。
谭荣志就拜四队的魏明德木匠为师，学起了木工手艺，他就可以和师傅一路外出做手艺了。
他们接手的第一桩活路是在汪家河桥上盖生产队的保管室，他的开门活路就是与师傅一起上山打青山（上山现场砍柱子大形），打青山，就是在山上对放倒的大料长度截好后，打墨线把方柱多余的砍掉，以减轻运下山时的重量，用大斧砍毛料，是十分繁重的体力活，同时，还要依线砍直流，一天下来，手上起了几个血胞，双背生疼，谭荣志深深记得古人口：若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先劳其筋骨，咬咬牙，坚持下去，几天下来，已慢慢的习惯了，手上起了老茧，身上已不那么疼了，砍的线已十分端正了，慢慢的掌握了做用工具的技巧，到制梁架上檩条等繁杂工艺时，谭荣志已能得心应手，轻驾熟路了。掌握了使用工具的技巧，在以后的装修和做家俱的活路中，谭荣志做起来就没那么吃力了。在做细木家俱时，谭荣志结合上初中几何课中学到的知识，很多能运用到建筑盖房和装修家俱中，后来又在竹桥为机关学校维修过几栋古建筑，更增加了谭荣志对古建筑的认识和兴趣，谭荣志的绘画知识也得到大步的提高，由其是古建筑的木雕艺术，更加吸引了谭荣志的兴趣，对于木雕精华部分，他都用铅笔临摹下来，成了日后木雕作品的宝贵素材。一年下来，无形中，谭荣志从一个单纯学木工的学徒，艺术修养也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升华。
1967年，文化大革命升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狂潮在农村执行得更左。大队书记认为谭荣志能外出做副业，脱离了贫下中农的监督，生活过的比贫下中农还好。这年春，就不叫谭荣志再外出做副业了，留在队里参加修水库。谭荣志回家后，白天上工地干活，夜晚点灯在家里做起了小木活，利用一个多月的夜晚做了几担水桶，3.5元一担挑到化龙供销社卖了，换得几斤煤油、几斤盐回来。一些人看到了，又眼红，说谭荣志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队指派民兵就把谭荣志的木工工具没收了。1968年春，大队借阶级斗争，一抓就是运动，加重了对谭荣的“教育改造”，一天晚上，招开了对谭的批斗会，大队书记在批斗谭荣志的大会上，说谭荣志晚上加工做木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村书记为了骟动群众斗群众，说谭荣志乱搞两性关系，说着说着，动手打了谭一巴掌。谭当时头脑一热，立即反击了书记一巴掌，这突然的举动，出乎了大队书记的意外，他号召几个民兵一拥而上，对谭大打出手，会场立即乱了，批判会没法进行下去，就把谭荣志关到大队部的专政了几个晚上。第三天，派两个民乒把谭荣志戴上了高帽，把谭荣志押送到房县公安局监狱里关了起来，到了公安局，一没审问，二不结案。直到这年腊月，才依“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了。
谭荣志被无缘无故的关押了八个月之久，什么罪名也没有，什么解释也没有，就把谭荣志释放了。谭荣志回到家后，大队书记仍不解恨，把谭荣志一家从条件比较好的一生产队，撵到高山帽上的六队居住。在这里没有房子住，只有生产队里两间关牛的牛圈。谭荣志一家把两间屋子的牛粪挑完，又彻底清扫了一下子，全家父母兄弟姐妹七口人住进了臭气哄哄的牛圈里。谭荣志住进了牛圈棚子。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去世，自己却被在县公安局，临死都没见上一面，想到这里，他放声嚎啕大声。一家子人又陪着谭荣志流了一气眼泪。
1969年夏天，新成立的区政府需要做办公家具、文件柜，区政府领导点名要谭荣志做，并且指令马尾公社观音大队把谭荣志的一套木工工具还退还谭荣志。谭荣志这才领回了他的锛、刨、斧、锯、凿。
这样，谭荣志给区政府的干部做起了木工，什么人也不再说谭荣志的闲话了。谭荣志就一心一意地研究木工、木雕。
1970年，房县革命委员为了响应“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伟大号召，在全县举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指名要谭荣志到县里搞“收租院”的泥塑工程。“收租院”是四川重庆发明的一种阶级教育宣传。县里只给谭荣志一幅图画，要谭荣志“按图索骥”的捏出大地主刘文彩，管帐先生，狗腿子和农民种地交租的各个人物出来。聪明的谭荣志首先去找黄土、观音士，弄回来晒干砸碎，又用细箩筛过一遍，又在里面掺上棉花绒后，才用水和泥，和出来的泥，又揉上几十上百遍。谭荣志按照图画上的人物大小，首先把人头像捏出来。画画的人都知道，人的头像是全身长短比例的七分之一。有了头像就可以按照比例、捏出身长、腿长、胳膊的比例。一百多个人物，谭荣志按照“收租院”的画图，捏出了大地主的人面兽心像、管家皮笑肉不笑的奸商像、打手们凶神恶煞像、老农民饱经风霜的辛苦像、青壮年长工吃不饱的劳作像、交不起租子的老太婆沿街要饭、被关进水牢的青年女子刘月英、饱经沧桑的农民乡亲群塑。整整半年“收租院”的模型全部做完。房县忆苦思甜的创举，轰动了全郧阳地区。有几个县来房县，想挖起谭荣志到他们县里去搞专业泥塑，但房县政府不答应，因为谭荣志是房县人的“人才”。
1972年，谭荣志完成了县里交待的任务以后回到家乡。这一年，大公社成立了综合加工厂，谭荣志被安排在公社里综合加工厂专门从事木工制作。
1978年，房县轻工业局在筹建房县工艺美术公司，轻工局长戢逢升专程到大公社招工，指名要谭荣志去，大公社负责人说：“要招工，我们全公社贫下中农青年多的是，咋能轮到谭荣志去呢？”把招工表给退了。电话打到城里，戢逢生局长发脾气了说：“我要是技术人才，不是要看大门的。”戢局长放下电话，找了个便车，亲自到大公社来要人。大公社负责人一看，戢局长原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现在担任轻工局局长。
局长亲自来要人，大公社负责人啥话也不说了，立马就给谭荣志办了招工和户口迁移手续。谭荣志马上就和戢局长一道搭车进城了。
英雄用武
1978年的十月是新中国改天换地一个季节，中国在经历了灾难深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这只无头苍蝇的航船，终于拨正了方向，朝着繁荣昌盛的航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谭荣志到了房县工艺美术公司，简直是如鱼得水，这里汇集了许许多多的书画名家，有书法名家朱永年、国画高手宋宏德，谭荣志一到，专门以木雕为主，谭荣志是谭氏木雕的第十二代传人。谭荣志记得从第四代谭思雄开始就基本是小木作品的工艺范畴，“花活”是有雕刻的木制品，以雕刻为主。
从敲击第一块石片开始，人类的文明正是通过人手的不间断的劳作，一步一步的把历史推向前进。
谭荣志走进工艺美术公司，最早的把全县各地收集起来的树根归类，根据树根的形状把它们选择出来做成了盘根错节的大桌子腿，又用树根巧妙的拼接成古色古香的茶几、太师椅、转盘餐桌。这种产品一问市，就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全郧阳地区的各大酒店的订货单和雪片一样飞来。
谭荣志在一个简单的树篼子上，雕刻了一个仕女形象，把树根的奇形异态转化成了仙女舞长袖的“飞天”形象，这种根雕一出现，整个房县城搞根雕的比比皆是。
谭荣志的雕塑在房县成了名雕，1982年，房县城关镇主管宗教的副镇长雷务科，特地聘请谭荣志为房县最大的道教圣地观音洞进行修复。观音洞是房县的一个大景区，天然的山洞中供奉着观音老母和关圣帝君。文化革命时期，这里的宫殿和神像被造反派给砸毁了。改革开放后，房县老百姓要求修复观音洞呼声很高，城关镇政府为了顺应民意，采取了三个一点的办法，对观音洞进行修旧如好的整理。谭荣志走遍访民间，大致的描绘出了观音洞旧貌的建筑风格，谭荣志根据描述，出了宫殿楼阁、山门、修复了观音老母的神像，恢复了观音洞的旧貌。观音洞成了房县离城最近一个大景区，成为全十堰市的一个景点，更成为房县旅游业的一大支柱产业。给房县城关镇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为了提高自己的雕塑水平。谭荣志先后九次登上武当山，考察武当山的宫、观楼阁的建筑风格和雕刻艺术，他细致地临摹太子坡磨针井的明代壁画，登上金顶为真武神像写真。在南岩，他画了一幅太子卧龙床的画图，并且标上了尺寸。
回到房县工艺美术公司，他大胆地提出来，要雕黄杨木的真武神像。轻工局领导十分支持，并成立了以谭荣志为组长的专家组。由谭荣志主刀。其余带的徒弟跟着学。
木雕的表现技法分好几个种类，有混雕、线雕、隐雕、剔雕、透雕等四五种基本式。谭荣志在教给徒弟之前，自己首先当众表演了一种龙头的雕刻方法。他把一块手掌大小的白杨木块子，先用铅笔勾了一个龙头的图案、牛的鼻子、鹿的角，圆睁的眼睛，先用雕刀刻出虚线，然后把不要的部分先铲去。保留下来的再进行深加工，没到一个时辰，一个昂首轮角，龙眼炯炯的龙头就雕成了。等到徒弟们都学会了，谭荣志就给徒弟们下任务。雕刻龙头，龙头批量的出来了。谭荣志又从林业局收购了大批的三尺木棍，把龙头按到木棍上。这样，龙头拐杖就诞生了。这是谭荣志上武当山后，通过观察，全国各地前来武当山朝真武大帝的人，回家去都要带一根拐杖做纪念。那时武当山并没有龙头拐杖，而是从外朝山上挖的一些竹根替代拐杖，销路很好。谭荣志得到这一商机，并在龙头拐杖上烙出《武当山》字样，投入市场以后，很快就供不应求。《武当山》龙头拐杖荣获湖北省政府授予的“一九八六年湖北优质产品的称号”，被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列为“七五星火”计划项目，荣获三等奖。谭荣志整个人也荣获湖北省政府授予的“先进企业家”称号。
紧接着龙头的拐杖问世以后，谭荣志又把在武当山写真的真武大帝、“太子卧龙床”、“刘海戏金蟾”、“东方朔”等雕刻出来。产品均由省工艺制品美术公司出口，赚取了外汇。
1948年，房县工艺美术公司设计生产的“冬青木”烙花筷，荣获湖北省优质产品奖，获得国家特别外汇奖2000美元，房县被湖北省指定为木筷生产基地。
谭荣志的作品在全省出了名，出口的被外国人买去收藏。1984年，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韩宁夫亲自到谭荣志的木雕现场去参观，并且和谭荣志亲切握手。省委书记关广富亲自为公司题字。参观。
谭荣志出名了，《湖北日报》新华社的记者袁正洪为谭荣志撰写了一篇《龙宫行》的文章，发表在《湖北日报》、《郧阳报》、《十堰报》。湖北省电视台为谭荣志制作了名为《深山飞花》的专题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