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照辉
我有一个大伯，有三个大妈。第三个大妈没上过学，却能熟读《新约全书》，书里夹着许多细小的白花瓣，翻书时小心翼翼，偶有飘落，便拿右手食指在舌尖舔一下，把花瓣粘起来，放回书页中，把书轻轻合拢。
解放初期，大伯从县一中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老师。
大伯和第一个大妈结婚时，村子里很安静。没有嫁妆，没有锣鼓喇叭。大妈是穿着带杏花图案的旗袍独自走到大伯家的。家里摆了四桌酒席，没有一个客人来。据说，我太爷是“地主”，亲戚朋友们要划清界限，贫下中农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来喝喜酒？于是，大伯大妈把家中长辈请到上席就座，一人一席，分别给他们磕头、敬酒。
他们结婚后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爷爷也被划作了“右派”。大妈硬是靠一辆纺车和在生产队里勤扒苦做，让一家人平安渡过难关。
第一个大妈一直没有生育，村里的闲言碎语逐渐增多，“地主”“右派”两顶帽子也随之延伸。
那年春分刚过，杏花正浓，大妈穿着那件旗袍悬梁而去。
大妈去世时，村子里很安静。没有花圈，没有锣鼓喇叭，连大伯的眼泪也是安静地涌流。
第二个大妈是老师，离婚后，带着九岁的女儿嫁到大伯家。
一个星期天，当老师的大妈把教室里的课桌围拢，同事们依次而坐，喝茶，抽喜烟，吃喜糖。大伯拉二胡，大妈吹口琴，两人合奏了一曲山西民歌 《桃花红，杏花白》，就算结婚了。
一天黄昏，一只猫头鹰突然从窗户飞进了大伯的寝室，把正在写作业的大妈女儿吓得“哇”地一声，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发了几天烧后，她精神变得恍惚。大伯背着她上课，抱着她批改作业，用尽他几乎所有的办法为她寻医问药。最后，供她上完高中，走上了工作岗位。
第二个大妈为大伯生下了四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我奶奶就去世了。大妈就把年事已高的爷爷接过去居住。那年月，逢年过节，炒一些苞谷花，就算奢侈。大妈总是趁热舀一碗，用石臼捣碎，拌些红糖，端到爷爷面前，剩下的分给孩子们。
第四个孩子九岁那年，大妈一直咳嗽，中西药都用过，不见好转。后经大医院检查为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跟现在的癌症一样可怕。大伯总是行色匆匆，一脸憔悴，人也瘦了一圈。他跟时钟一样转个不停，对时间的把握也跟时钟一样准确，并且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他出去给大妈找偏方，遇上暴雨，为了赶在他规定的时间回家，几次险些被洪水冲走。
那年清明节前夕，桃花红，杏花白。一天，大妈的咳嗽声稀少了许多，她示意大伯把口琴拿给她。刚吹出几个音符，就引起一阵急促的咳嗽，随后她吐出了一口殷红的血。不到半个时辰，大妈就离开了人世。
邻居、亲戚和学校同事们都赶来祭奠。除了花圈、火纸等祭品外，其它被大伯一一谢绝。大伯借用了学校的卡带录音机，为大妈整夜播放《桃花红，杏花白》。这也是大伯一生唯一一次借用公家的东西。
那一年，大伯四十九岁。
教学不能耽误，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继续。大伯像沙漠里的骆驼，负重前行。
从参加工作时起，大伯抱着一个梦想，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由于家庭“成分”原因，一直没能如愿。当他第十五次把 《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不久，学校党支部就找他谈话，吸纳他为入党积极分子。
也就在这一年，一位农村妇女，因不能生育，离婚后嫁给了大伯。
一天傍晚，媒人领着第三个大妈来到大伯家。大妈一脚踏进门来，就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儿。大伯的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赶上我读初中，寄宿在他家。五个孩子早起晚睡，大妈总是不厌其烦地起早做饭，等我们下晚自习。我们有时候还尿床，她总是把被褥或晒或烘，及时弄干，让我们舒服入睡。
大妈没上过学，常说自己是个睁眼儿瞎。我们有时拿有字的纸引火，或者把书、本子扔到地上，大妈就愤愤地说：烧了字，踩了字，读书就没有记性了，还会害眼病的。
星期天，大伯在小黑板上教堂妹认字，大妈也跟着学。
一到夏天，我便打着赤脚。一次上学，脚被玻璃割破了，大妈连夜为我做了一双布鞋。穿着舒适的布鞋，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下晚自习后，我偷摘了邻居家的杏，送给大妈。大伯听到邻居的大吵大骂，回家后，发现了地上的杏核，便追问是谁干的。我吓得瑟瑟发抖。大妈低声说是她摘的。大伯瞟大妈一眼，没做声，扭头给邻居道歉，并做了赔偿。
第二年春季，大伯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杏树。
堂兄弟妹们相继参加了工作，相继成了家。大伯退休后，和大妈安静而幸福地生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妈的手中捧着一本《新约全书》，竟然能很熟练地读下来，但她并不是基督徒。
大伯去世时，享年78岁。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是“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
大伯去世后，大妈执意一个人过。
每年春分刚过，大伯家的那棵杏树，素装淡裹。暖日熠燿，大妈在小靠椅上倚树而坐，迎着阳光阅读《新约全书》，任细小的白色花瓣在书中飘落。
又恰逢清明节，我想为大伯和两个已逝的大妈送上一枝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