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秦世珍 整理邹清斌
我父亲秦润田，在世的时候，常常回忆起抗战的年代，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1920年2月24日，父亲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双庙乡秦家村。六岁那年，因河南闹灾荒，生活所迫，父亲跟随爷爷、奶奶举家逃荒来到了河北省威县枣科村。为了谋生，自从来到这里，不满十岁的父亲就跟爷爷学做木匠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难民逃往河南、河北。紧接着，华北沦陷。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威县。10月，父亲参加了村上的民兵游击队，跟着村支书、村长一起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候贯、章台、苏村、高庄、安庄等周边村镇去探底，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号召大家团结力量护村保家。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清水部、宪兵队开着汽车，先后侵占了河北威县、南宫、清河、武城、巨鹿等地方。当时，威县城为日军重要据点，他们的守军多，武器也多。
1938年前，在河北大平原上，就有李箐玉、张霖之、郭森等很多爱国志士在威县枣科村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不久，父亲在地下党支书李海斌的介绍下入了党。从此，父亲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里程。
自从日军占领河北之后，不仅烧杀抢掠，还大力扶植汉奸政权，培植地方黑恶和反动势力及特务组织，捕杀抗日干部，破坏抗日政权。那时候的冀南，日本人、汪伪、汉奸、顽固派各种势力交织，错综复杂。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处境十分艰难，需要处处小心，任何一点的疏漏，都有可能带来杀头的危险。每次党组织要开展活动或是传达党的指示，父亲他们总是藏在村里的一间房子里，关上门，几个人在里面秘密的进行。因为父亲是党员，各项工作都是秘密进行，连奶奶都不知道。但是他经常早出晚归，时间长了，细心的奶奶察觉到了。就父亲一个独生儿子，奶奶的担心可想而知，但奶奶总是想帮助父亲。父亲意会到了奶奶是支持他的，干工作就更高兴、更放胆了。父亲根红苗正，办事认真可靠，入党不久村支书就培养父亲当了党小组长。
1938年2月，陈再道司令员率领八路军东进纵队，从太行山到达河北南宫县。4月，成立了冀南军区。1939年5月，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也率部队抵达冀南，发动民众一道抗日。还有陈赓、陈锡联、许世友、王近山、王任重、刘志坚等首长们，先后带领八路军部队来到了河北，战斗在冀南。
1939年5月的一天，一大早，八路军六人来到县游击大队开展工作，给游击队员们开了个动员会。会后，刘队长马上安排父亲和苏部银行动，用石灰浆在墙上写“军民合作 驱逐日寇”“全民抗战 一致对外”“还我河山 滚出中国”、抗日救国 消灭倭寇”等标语。
不久，八路军工作组在南宫县扩军，身为独苗的父亲完全可以放弃，但热血的父亲为了早日消灭日寇，和苏部银等几人踊跃地报了名，成为了正式的八路军战士。接着就在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教官教他们学文化、学战术，练瞄准、练射击、练刺刀、练大刀，练投弹、练迫击炮，利用地形、土工作业，练习村落战、坚固阵地攻击和大兵团协同作战。解放后，我还亲眼欣赏过父亲耍大刀，像电视里一样，动作流畅、刚劲有力！
由于父亲是军人，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生死瞬间事。为了有效的消灭敌人，父亲一有时间就跟战友们在一起琢磨、研究各种灵活机动的战法。父亲常常津津乐道：“战法很重要，打仗也是有学问的，就是要地形有利，胆大心细，脑子灵活，观察分析，快速判断，眼尖手快，悟性高。身体强壮占优势，武器也很重要，你越勇敢他越怕，行军像追风，冲锋像猛虎，这样即能打出煞气，也能保全自己。”父亲在十多年炮火硝烟的熏陶下，还学会了配制炸药、研制地雷、自造枪支、绝地生存等很多本领。
1938年7至12月，陈再道司令员亲自率领八路军到平原张官店等地，在群众的配合下，多次消灭日军，破击平汉线和铁路，切断了日军的运输线，使他们不能再来回运送资源和武器。
1939年年初，日军搞“治安肃正”，开始疯狂地“扫荡”冀南。在宋任穷司令员的部署下，冀南军区八路军分三路在南宫东南向作战。张排长派父亲和吴广生去侦查敌情。从上午侦查到天黑，日伪军出动了，父亲飞奔回去报告。八路军抢占先机，把鬼子引诱到有壕沟的地方，三路力量歼灭日本鬼子二十多人。当时战斗很激烈，就在父亲身边的赵大华连长不幸中弹，父亲急忙把他抱到壕沟下面，当时赵连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身上取出唯一的一块老怀表交给父亲。战友们都知道，这块老怀表是一位老红军牺牲时送给赵连长的，是这块老怀表帮着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每一次任务。当父亲接过这块老怀表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父亲他们找来村民帮忙掩埋了战友。父亲说，每一次战斗看到年纪轻轻的战友牺牲，他们心里都很难过。
1939年2月的一天，日军带着飞机来报复南宫一带，当时王营长让他们隐蔽起来。等飞机飞走了，父亲他们利用壕沟作掩护，开始三路包抄围歼小鬼子。大家齐心协力，一举歼灭了日军，俘获了伪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大家直呼，打的过瘾！
1940年，日军推行野蛮的“治安强化”“铁壁合围”“清剿扫荡”“蓖梳”“囚笼”“三光”等政策，很多地方成了敌占区。日军把占领区分割成格子网，边上挖成大壕沟，围上铁丝网和荆棘刺藤，目地就是限制八路军游击队活动。面对新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冀南区党委、行署按照加强领导、便于指挥、灵活方便的原则，于1940年3月，由河北南宫县分出垂杨、段头、乔村、郝屯四个区成立了垂杨县。
1941年初，日军又开始修建清河县王官庄至南宫县大高村的公路（简称王高路），目的是对根据地实施严密封锁，限制抗日军民活动。敌人出动了一个连队的日军在王高路沿线安设了许多炮楼和据点，扫荡公路两旁村庄，并把伪军司令部设在马固庄。这条公路的重点地段由日军亲自防守，其它路段由伪治安军高德林的部队驻守。敌人肆无忌惮地向各村派粮、派款、派夫，强迫群众放下农活去修公路，稍有怠慢，就被抓进据点捆绑吊打，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日军在王高路一带开始修路时，垂杨县委发动全县群众，组织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八路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路行动。敌人白天抓人修，父亲他们夜间组织群众破路。敌修我破，敌出我击。
1941年8月底，冀南军区决定来一次狠狠地打击，彻底破坏王高路，摧毁垂杨县马固庄中心据点。垂杨县抗日地方武装和数万名党员、群众参加，我爷爷也积极行动，再次为抗日奉献了力量。
战斗在晚上10点钟开始。二十团团长徐绍恩带领战士用野炮发起猛攻。第二天，二十团用1940年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门八八野炮击中了敌炮楼，一个团副从据点里跑出来，高喊着：“八路老爷饶命，我们投降！”敌人全都举枪走出了据点。部队首长对那个团副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并带着他去王高路其他炮楼喊话，每到一个炮楼前，那个团副就高喊：“我是马固庄炮楼的团副，马固庄炮楼被八路军轰平了，你们投降吧，不然性命难保。”各炮楼里的敌人一听，马固庄中心据点都守不住了，也都老老实实的交了枪。只有三四天时间，王高路沿线的炮楼、据点全部被拔掉，高德林的治安军也全部被缴械。
这次大规模的军民联合行动得到了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上级首长的肯定和通报表彰。父亲也因为头部、胳膊、腿多处受伤，住进了医务所。因表现勇敢，他被上级首长授予“三等功”荣誉称号，并被提拔。
1942年1月，当时抗日形势非常严峻，父亲被分到垂杨县政府开展工作。正规部队都化整为零，以连、排、班的形式分散隐藏到地方机关或群众中，穿便衣，坚持地方游击战。
日军为消灭八路军，大量扩充伪军、宪兵，对根据地的扫荡不断升级。为达到彻底摧毁的目的，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实施“铁壁合围”计划。1942年4月29日凌晨，冈村宁茨亲率日伪军3万多人，在飞机、坦克、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实施蓄谋已久的最大规模的扫荡。
日军把垂杨县政府机关当着重点铁壁合围了，当时天才蒙蒙亮，因寡不敌众，刘县长说：“动作快点，赶快突围！”父亲和余维贵几个人就掩护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朝地道里、壕沟里、树林里转移，冲出了包围。
自1942年“4·29”铁壁大合围之后，冀南的斗争环境异常艰难，垂杨县不但白色恐怖严重，而且自然灾害频生。旱，涝，瘟疫，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霍乱横行，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大家只有吃树叶、啃树皮、挖草根，逃荒要饭。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几天都吃不上饭。“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有人编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困境。
在抗击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要开展敌伪斗争。当时敌伪很猖獗，为了争取他们当中一部分被迫抓夫当差的人的思想，不再帮日本人干坏事，上级领导采取攻心计：记“黑红点”活动。即为伪军伪组织建立“生死薄”，干好事记红点，干坏事记黑点，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对黑点多的，到时候就用喊话或写信的方式给予警告。当时在垂杨一带非常流行的一首歌谣：“八路军真是怪，黑红点记好坏，记红点没有事，记黑点要脑袋。”有些大点儿的孩子看到伪军就念，“记黑点要脑袋，”然后就飞跑了。
1943年6月，刘县长派我父亲去清河县送情报，又因离威县不远，父亲想顺道去看看爷爷，兵荒马乱的，爷爷一人在那里，好长时间没见了，父亲惦记爷爷，所以就跟刘乃茵县长请假。当时李正坡政委提醒我父亲说：“威县情况恶化，路上小心。”父亲小心谨慎，顺利地送完情报，高兴地飞奔到枣科村，才知道我爷爷回河南老家了，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苏之林帮找信没找到，当时父亲想，没找到就先住下再找找。过了两天，信没找到，皇协军把我父亲捕去了。去了就搜身，把裤腰带扯掉，然后逼问，不说就打，不说就用刑，灌辣椒水。经过几番逼问毒打，忠诚的父亲坚强不屈，后来就把父亲关在炮楼里，还有耿连长和其他十几人。晚上，他们想逃跑，可看看炮楼，很高，根本无法逃出去。过了两天，皇协军又把我父亲带到刑讯室，父亲遭受了严刑拷打、遍体伤痕，但坚强的父亲忍受着伤痛，毫不屈服，气得日伪们恼羞成怒，一鬼子凶神恶煞般、叽里呱啦，就在父亲后背扎了一针，当时没感到不适，在后背，自己也看不见摸不着，过了些年慢慢长了个肿瘤，上面清晰地留下有针眼儿，渐渐地父亲背部那一块就失去了知觉。后来他们就把父亲关了几个月，送到劳工会，然后送去山海关做苦工，途中，父亲一直都在想办法、瞅机会想逃跑。心想着不跑是死路一条，跑成功了就能活着，才能回部队再去消灭鬼子。因走了五天路了，大家都很困乏，加之十一月的天气已很冷，父亲他们都还穿着单衣，那天天刚黑，见一村子的房屋边上有一茅房，土墙不高，父亲感觉机会来了，外面还站着个皇协军，不知道父亲是假装的，也可能是天冷放松了警惕，父亲如旋风般翻墙跑了，顺着墙边往树林里跑去，不敢停歇，拼命地跑，终于跑回到垂杨县政府，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被捕后侦查到的情况，李县长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后来听说在1945年年初，八路军端掉了炮楼，解救了被关押的抗日志士。
很多年过去了，当父亲回忆起这事儿时说道：“牺牲我一个不算啥，要是告密了就要牺牲很多人，那队伍损失就大了！”听到这话，我非常佩服和感动！那年月，共产党人真可敬啊！
1943年11月，父亲被安排到清河县当地下交通员，传递党的重要情报和文件。在日伪军的严密封锁下，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父亲每次都装扮成普通百姓，蒙混过关，因怕出危险，有时就把内容背下来记在心里，有时可能是觉得太重要了，怕忘了，走在路上还在念叨。幸好，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1944年7月，行署划分，垂杨县撤销，原垂杨县委书记李培新调清河县任县委书记。父亲被调在第六军分区当战士，继续和战友们一起端炮楼，袭击旧城、谢炉、王官庄据点。1945年，八路军冀南六分区部队，将各县日伪军和据点全部摧垮，使得清河、巨鹿、武城、成安、夏津、任县、高唐、邢台、南和、磁县、南和、安阳、滑县等县城相继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听到上级传达的这个特好消息，父亲说，他们整个队伍都欢呼啊！晚上庆祝胜利，炊事员特意做了顿香喷喷的肉给大家吃。大家感慨地说，抗日大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能打垮日本人真是不容易呀！晚上父亲兴奋过了头，失眠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1946年1月在军区教导团学习，6月参加安阳战役。之后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第29旅第85团二营，父亲任排长。1947年12月中旬，第十纵队第29旅第85团又改为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父亲参加剿匪。1948年1月派往汉口学习。1948年7月参加襄樊战役，负伤住院。1948年10月到襄阳地委干校学习，任襄阳欧庙工作组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父亲被上级首长委任保康县第九区武装部长，参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
父亲的一生，对党忠诚，为党积极工作，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