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策星
1949年元月，我出生于房县城关镇。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我记事时，我的家乡房县已经经过了两次解放的经历。后来听我妈说：就在我“洗三”（第3天给新生儿洗澡叫洗三）的那天，解放军解放了房县，那天是1949年元月10日。后来解放军打上竹山、竹溪时，房县的国民党县长夏团总，又联合南山土匪打进房县城，抓兵，杀人，抢劫，闹腾了一天一夜。第五天，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刘露洗、县长王伯华，带领解放军连夜从窑淮乡陈家铺赶进县城，打跑了国民党夏团总和土匪，第二次解放了房县。当时解放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我家。当时我家开的是中药铺，是西关的一幢最好的七进的四合院房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房县在王伯华县长的领导下，在全县开展了“自流减租”。1950年在全县开展了“双减”和废除旧债活动。
1951年元月，在全县土改工作中，我们家被列为工商业地主，没收了所有房屋。共产党为保护工商业，按政策给我们保留了临街的门面和三进的四合院房子。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家成份很复杂。我的老姑余林，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后来当了新四军，解放后，她成了共产党接管武汉市的工作队队员，被分配在武汉市总工会任组织科长。她的“革命家属”的光荣牌挂在我们家门口。我的父亲余锦云是老大，也在老姑的动员下，参加了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队工作，家门又多了一块“革命家属”的牌子。我的姑夫，革命烈士雷天明县长在中原突围时，牺牲在房县，他的一块“革命烈士”的光荣牌了挂在我家大门口。抗美援朝时，我的三爹余锦成，十六岁当上了“志愿军”，后来立了三等功，熬上个少尉。“军属光荣”牌子和立功的牌子也挂在我家大门上。在工商联营时，我们家的大药房又和全县其它药房合在一起，取名叫“民康药店”，我的二爹余锦春当选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主任，门上又添“工属光荣”的牌子。后来，我二爹又被政府派出支援边区，到了房县最边远的大山区九道梁当医生。又为我家大门上添了一份光荣。再后来，我四爹余锦寿在郧阳高中读书，毕业时考上了北京大学，读的地质系。地质大学毕业后，跟着李四光在全国找石油。这一切，都是我懵懵懂懂地知道的。
我记事时，从西关到城里头，窄街，人挤，街上过往的尽是挑子、背子、骡马队，有时还有骆驼。房县交通不便，一街两巷尽是铺板门，在西关土城门以上还尽是草房街。
进县城要过两道木桥，五十年代的大水，几次把木桥都冲走了。在没有桥的时间里，过往的人都是淌水进城。现在的房县西河，被治理成了城中的花园，被著名诗人海默先生称为“房县的秦淮河”。成为城乡人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房县被称为十堰市的“颐和园”。
在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岁月中，国家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房县的三十多万人十分艰难地熬过了那一困难时期。随后是共和国阵痛时期：1957年“反右”，六十年代的大小“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
在那岁月中，我的父亲被划右派，全家迁往深山老林中种地，老老实实地搞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当农民、出民工、搞“三线”建设，我亲眼看到荒凉不堪、人烟稀少的十堰变成了全世界数得着的“底特律”城市。我修完叶大煤矿公路，又修黄龙电站，再打武当山铁路遂道。从汽车、电站建设到火车的开通，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新中国建设出了一把力。”
我亲历了房县小山城交通不便，由挑夫、背子、骡马为山区人民驮运日用百货。也亲眼所见，房县第一辆汽车是被拆卸后用船拖到青峰镇，房县第一次有了汽车。现在，私人拥有汽车已不是新鲜事了。我记得，在看电影时，看到汽车来了，坐在银幕下的观众给汽车让路。而现在二汽的总装厂每一分钟出产一部汽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房县山山水水，城里到处商店林立，高楼大厦代替了昔日的草房土墙。五颜六色的衣裙西装，代替了以灰黑为主的服饰。再也看不到手摇波浪鼓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了。大型超市随处可见。
七十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而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是天翻地覆的七十年。特别是从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让农民从吃不饱饭到粮卖不完。那时不是怕贼来而是怕客来；现在是不怕客来怕贼来。
我见证，被大跃进剃光了的荒草秃坡，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又吹绿了。整个十堰已经是绿色十堰。
我见证，改革开放结束了一切都凭供应“票”的时代。现在人人都拥有什么都买得到的“钞票”。
“神七”上天，圆了中国几千年的“嫦娥奔月”的传说。从解放初期的“一穷二白”变成了“国强民富”。当年憧憬的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手机、电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 设想，更是为沿线国家贫困人民指出一条致富的道路。
落后和被欺负的旧中国时代过去了。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拥有团结和谐社会的新中国正屹立于世界东方……
总归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