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本地有些不成文的约定习惯。比如东门和西水路是蔬菜批发交易点，为老人买旱烟叶在新十字街东南角卖土特产的地方一年四季准能找到，且几十年不曾改变。我不吃烟，但对旱烟有特别的感情。我说的旱烟，不是烟厂加工好的整条整包有品牌的香烟，而是未经任何加工的烟叶，农村人俗称旱烟。
记得在华严寺读初中时，每学期放假回家，我总是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10元钱为父亲买两三斤旱烟，给母亲的总是一张让她满意的成绩单。九十年代的汽车站就在现“九八家电城”卖场。那时读书，山里学生在校寄宿，由于当时交通和家庭条件限制，我老是一学期才能回家一次。每到放假，我总是归心似箭，在前一天下午跑到车站买好车票，再到那个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
第一次买烟叶，我不懂得如何挑选。后来听父亲说，烟叶越是老黄色越干越好，深棕色的可能发霉了，浅黄色的没熟，都不好。我就把这些特点和标准牢牢的记在心里。有时路过那里，碰到有老人在买烟叶，我也会悄悄的凑近看看，多学点经验。后来每次买的旱烟父亲都很满意。两三斤旱烟他能吃半年，烟叶快吃完了，也就是我快放假的时候了。再后来在邻县读中专，我依然保持这个习惯，在县城车站转车的空隙，我依然去老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读中专时，条件稍好了一点，学校每月有32元的生活补助，所以，每次放假，除了必买的旱烟，有时我还会用省下的钱为父母各买一件衣服。
每次回家把几斤旱烟交给父亲，他总是笑眯眯的，如获珍宝。然后把原来包旱烟的塑料布包从抽屉里拿出来，轻轻解开缠了一道又一道的麻绳，层层打开塑料布，有时里面还剩一小把整匹的烟叶，有时只剩一些烟沫子了。如果是烟沫子，他就把倒出来放在一边，最近先吃掉。如果是整匹的，他就把新买的放在下面，陈的放在上面。又细心的把塑料布像古时候卷包袱一样卷好，绑好麻绳，生怕弄碎了。
父亲不吃香烟，因为太贵，另外他说香烟没有劲，吃了不巴口。八十年代，我记得当时最好的香烟是白鹤牌，六七毛钱一包。家里举办大型农事活动请工时，就给每个干活的老乡一天一包白鹤烟，干活的很高兴，满口称赞，特别来劲。九十年代，最好的烟是红塔山牌，好像八十元一条。说起红塔山，人们就觉得那是有钱人才吃的东西。这些高档香烟父亲从不舍得吃，总是把钱细下来为我们读书。
后来，父亲不知托谁弄到了旱烟籽，在我家屋后猪圈和牛圈旁边一小块地上种了五六行。这块地很肥，靠近堆牛粪猪粪的粪场，粪水都渗进了这块地里，烟苗子出的很旺，有一柞高了，父亲就间苗，把多余的拔掉，留下又肥根又正的苗子。长到半尺高了，父亲就用钉耙就近耙些粪偎在烟脚下。生长期要上两三次农家粪。也许这块地天生就是长烟的料，第一年试种，不生虫，不走作，长势很好，能长大半人高。父亲时不时都在烟地旁转悠，看到烟咔嚓咔嚓的往上长，他满脸幸福。好像烟地里省下的都是大把的钱，长出的都是儿女的希望。
烟叶成熟了，是深绿色带老黄色的。收烟需要大晴天，烟叶需几茬才能收完，有的先熟，有的后熟。每次收烟，打烟叶都由父亲一人完成，不让我们插手，他知道哪样的熟了，哪样的还得再靠几天（就是再长几天的意思）。父亲打烟，我们母女几个就拿出父亲事先备好的粗麻绳，把烟叶或两三匹一撮或三五匹一撮穿在麻绳缝隙里。这个工序很慢。父亲个把小时就能把那块烟叶打完。接下来大家都开始穿，往往要大半天。还要赶着当天的大太阳多晒一会儿。每穿好一长串，我和父亲就赶快把牵出去拴在晾衣杆上。烟叶很像梧桐树叶，叶面有层细细的绒毛，很黏手。每次穿完烟叶，手糊的就跟刚砸过巴核桃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陪父亲第一年种烟收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清楚的记得那年收了七串烟叶，一边晾衣杆上拴四串，另一边拴三串，看上去很壮观，像看电影挂的银幕。那年收的干烟叶足有三四十斤，父亲高兴的把绑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挨个送人，几乎把生产队上爱吃旱烟的老人都送遍了，娄家表爷、张家姑爷、对门二爷、杨家表叔等等。
有了第一次种烟成功的经验，后来，父亲每年都在那块地里种。并且细心留下烟籽，来年下一大块烟苗，分给别人栽。这样，许多老人都吃上了亲手种的旱烟。
直到90年代初期，我家移民到外县平原地带居住，那里经济条件好，也与当地习俗有关，没人吃旱烟。父亲才结束了种烟的历史。母亲不让吃，邻居不让吃，姐妹们也不让吃，说旱烟没经过处理，吃了对身体不好。但偶尔我还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给他买几斤。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不必吃旱烟，吃得起香烟了，父亲却离开了我们。可是，每每经过那个卖旱烟的地方，我总还是驻足看一会儿，想一会儿。想象着父亲吃旱烟的样子，想象着和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象着父亲在天堂一定会过的很好吧。
作者简介：
王琼，女，中共党员。湖北省房县人。2011年任房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至今。十堰市作协会员，房县作协理事。2007年开始坚持写作，长于散文，取材乡土，作品散见于《十堰作家》、《武当风》、《十堰日报》、《神泉》、《堵河》、《今日房县》报、《房县新闻网》、《房州文艺》等。
